柳宗元“秋冬行刑”批判失效之我见。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柳河东”。柳宗元进士出身，官拜校书郎、蓝田尉、监察御史和礼部员外郎，后被贬为柳州刺史。其哲学著作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与《天对》，主要著述收入《柳河东集》。
柳宗元曾在唐朝的司法部门任职，这使其对唐代的律令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也形成了他自己独具特色的法律思想。他的法律思想对于中国法制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断刑论》下篇中，柳宗元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刑罚观点。他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对中国传统的死刑执行制度“秋冬行刑”的弊端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回击了当时法律思想界的“天刑”说，提出了新的断刑观点“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这一刑罚观点的提出，体现了柳宗元“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从司法制度的角度表现了柳宗元要求变革的政治主张。
虽然此观点极具进步意义，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却难以得到统治者的接受和执行。
柳宗元认为，法律规定赏罚制度的原因在于惩戒和劝勉。只有及时对合法行为进行奖赏，才能够促使百姓做出正确的行为；也必须及时惩罚犯罪，才能警告百姓不为违法之事。国家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统治阶级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及时有效地惩治罪犯，并教育警戒人民，预防犯罪。
如果违法乱纪的人犯罪之后不会立刻受到处罚，那么不能及时打消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法律的威慑力便会大大减弱，其他百姓不会对法律产生畏惧的心理，法律制定的主要目的将很难实现。另一方面，法律不能够对善行及时进行奖励，为善者看不到自己做善事的益处，百姓做出正确行为的积极性不能被调动，就难以真正起到“驱天下之人从善远罪”的效果。如此一来，“为善者必怠，为不善者必懈”，统治者想要安天下便是难上加难了。
柳宗元批判“秋冬行刑”制度的另一依据是其只强调天命而忽视人的作用。“秋冬行刑”本是西周统治者“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理论的产物；后来西汉统治者为了巩固君权、奴化民心，将此制度写入汉律；之后又被唐朝统治者所承袭，作为死刑执行制度实施。柳宗元曾经在多篇文章中反对“天命”之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主张用人来代替神。
他认为天和人各有其发展规律，是互不干预的；天人之间根本不存在感应关系，律的存亡得失与天毫无关系，天也不能赏罚人的功过。在《断刑论》中柳宗元列举了春夏打雷毁损巨石大树、秋冬霜雪残伤花草树木的事例，说明上天对无罪的物也会无故伤害，借以证明上天并不能够对人世间的物进行公正的奖惩；另外他又指出死刑犯在等待处决的过程中所受到的种种痛苦，是有伤“大和”和忤逆“天时”的，提出对于被判处死刑的人，恰恰只有及时处死，才能顺应天时、不伤大和的正确做法。基于以上理由，柳宗元得出结论，“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的说法只是牵强附会、迷惑百姓而已，只有赏罚尽快执行，提高法律效率才是真正得民心、顺政道的正途。
最后，柳宗元论述了经权之道，认为“经”即儒家文化的精华，是治世的原则；“权”即对现实的权衡变通、灵活运用，是实现原则的途径，所谓“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只有做到经权合而为一，才能实现“大中之道”，才是合乎礼义要求、对现实有益的做法。柳宗元反对不权衡事实而一味教条地适用儒家经典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只会最终违背儒家“仁政”的理念。
借此抨击了当时的统治者不考虑实际情况、不加变通地承袭过去的司法制度，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像“秋冬行刑”制度这样打着顺应天意的旗号的制度，只是“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继续这样的做法不能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目的。
封建社会，人们的知识水平受到当时自然条件等方面的极大限制，以天命来指导自身行为的现象十分普遍。而封建统治者由于力量不足以统治国家，更是需要假借上天的名义，于是唯心主义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思想便成为统治者用以愚弄百姓、维护封建统治、施政治国的重要理论根据。封建司法制度也被以天命为依据进行了神化，“秋冬行刑”制度便是其中的代表。
在如此的大环境下，柳宗元坚持“天人相分”的观点，主张人事是社稷建设的关键所在，体现了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和民本主义的思想。这些观点在当时具有十分重大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这种思想否定了上天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触及了封建统治者统治理论的根基，使统治者失去了统治的合情合理性，对政权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必然不能被统治者接受，甚至还会因此受到统治阶级的厌恶与排挤。虽然柳宗元提出改革“秋冬行刑”制度，还可以达到提高司法效率，使民众“从善远罪”，从而稳固统治的益处，但是由于动摇了统治者赖以维系统治的思想基础，因此柳宗元的唯物主义理论一定会遭到统治者的打压与禁止。
另外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人民还处在靠天生存的境地，也不可能接受先进的唯物主义思想，如此一来，柳宗元的思想也不具有群众基础。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对柳宗元的基本改革思想都无法接受，建立在此之上的“秋冬行刑”制度改革无疑于空中楼阁，成为永远也得不到真正实行的空谈了。
从柳宗元对“秋冬行刑”制度的改革最终没有成功的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到，司法改革不仅要结合实际国情，还要考虑到司法机关司法活动的规律，以及普通民众对改革的接受程度。只有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和实际能力，循序渐进地将改革工作逐渐渗透到日常的司法实践中去，才能真正取得改革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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