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的文化研究模式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象不同，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系统(世界、作品、作者、读者)，文化研究的对象是阶级、种族、性别、传媒等，因之它们的研究方法也迥然有别。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文学研究在审美的层面为文化研究提供着无穷的素材和佐证，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的研究全然不同的、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一、后现代时代的来临与文化研究的兴起。

首先应该明确界定一下此处的“后现代”概念。“后现代”和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不同，后者将后现代主义等同于解构主义，认为瓦解中心、消解意义是后现代的主要特征，后现代以解构、摧毁、否定为能事。其实，后现代作为对二十世纪下半叶人类文明发展的概括，不仅包括哲学、美学上的解构主义，还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其特征是既强调多元，又强调多元之间的结构性产生的意义。

多元观念要求我们具有一个多视角看事物的方式，避免思维视角的单一僵化。多元中的任何一元都是平等的。任何一种思想都能对事物作出自己的判断，因而都有平等存在的权利，要求我们放弃一切歧视，平等地对待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正视差异的存在。。

总之，后现代是由平等的多元构成的。首先，文化研究作为大概念，其中包含后现代主义；其次，文化研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专利，文化研究古已有之，且存在于任何一个领域；赛义德是文化批评家，但他对文本的研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而强调文本处于世界关系之中。但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却与后现代主义同宗同源。

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是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哲学发展到后形而上学的产物，那就是人不再拘执于传统哲学对意义和本质的探询，人的存在方式由抽象的、思辨的转而为实践的和行为的、具体的生活世界。[2]而文化批评就是这一倾向在思想和批评领域的表现。因此，研究文学的文化研究模式就不必过于考虑二者的严格区别，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的共同性恰好是我们在此处所要予以关注的。

哲学的发展过程所要解决的问题，总括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结构和意义。在“结构”方面，是一元决定论的结构，还是二元关系论的结构，抑或是多元构成论的结构？

在意义方面，是单一的明确意义，还是多元的无意义，抑或是多元构成的明确意义？结构主义推翻了一元决定论结构，建立了二元论关系结构，解构主义则将结构多元化；从解释学到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意义由一元走向多元，由明确走向模糊，由确定走向不确定，解构主义则使意义瓦解。后现代的文化研究在解构主义毁灭大战的废墟上，在多元构成的结构中，重新追求明白无误的意义，后现代时期的学术获得了强大而广泛的文化语境，并在九十年代发展为基于文化网络的学术倾向。

这样，由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理论、新历史主义构成的后现代文化研究群体构成，以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为代表，并以此为中介进入对网络文化研究的文化网络时期。

二、文学研究的文化模式的形成——新历史主义批评。

新历史主义是作为对解构主义的反动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学派。它继承了解构主义建立起来的多元性，抛弃了解构主义对意义的消解，在文化的大视野中建立起崭新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以文学文本研究为着眼点，在历时态(历史)、共时态(现实社会)和想象(心灵)的立体坐标系中寻绎构成历史、现实和诗意想象各要素间的结构性关联、流通及其相互塑造生成的机理，指出文学文本作为文化人类学的要素之一，参与着历史、社会和诗的运作实践，并在这种实践中得以生成、撑开和保持，它既是社会、历史、文化实践的成果，又是社会历史文化实践的动因之一。

由此，我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特征锁定为“结构性语境”。“结构性语境”由“结构性”及“语境”构成并生产意义。“结构性”**于结构主义对“结构”内部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把一切研究对象置于“结构”之中，反对人文主义将人及其意识作为研究主体的做法，将历史性、主体性排除出研究视野，而专注于将科学性的“结构”从历史与现实中“剥离”出来，从对人的把握转向世界结构的分析，科学性取代了价值性。

结构主义总是力图把对象分解为对立的二元因素，在这种对立中寻找构成性、转换性，认为二元结构的这种辩证力量正是意义的呈现之所。结构主义的伟大之处，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结构中的整体性、构成性的研究方法。“语境”是由语义学学者瑞恰兹提出的。

他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取决于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语词只有被利用时才有意义，而当语词与思想发生联系而具有意义时，便涉及到语词、思想和所指客体之间的关系。语词和思想之间构成因果关系，语词和所指客体之间构成转嫁关系，思想与所指客体之间乃是指涉关系。

在对这种“关系”关注的基础上，瑞恰兹提出“语境”概念。语境有两重含义。第一，一般意义上理解，语境指词、句、段的上下关系，这种上下文关系决定意义。

第二，语境可以扩大到包括与所诠释的对象有关的某个时期的一切事情，可以扩大到表示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这组事件包括我们选来作为原因和结果的任何事件以及所需要的种种条件。可见，语境实际是指研究对象所处的时空关系，即把研究对象置于一切与它可能有关的纵横关系中考察其所指的意义。对象的意义根本上是由它的语境决定的。

新历史主义正是在这个广阔的历史、现实之诸事物的关系的含义上汲取了“语境”一词的方**精神。

作为一种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逻辑前提。但无疑新批评的语义学、结构主义及其解构对新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构成”具有重大意义。“语境”提示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应有的文化底蕴，而由多元共生的结构及其构成性关联则成为诗学研究的方**。

多元的而不是二元的，构成的关系性而不是分离的孤立性，是新历史主义的精髓。“结构性语境”表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注重以文学为重心的文化系统研究，认为这种研究乃是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前提条件；而且，这种系统并不是指各要素并列存在，关系疏离的物理关系的存在“事态”，而是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相互塑造的动态的“势态”。文学文本的意义在这种“势态”中被揭蔽、敞开，并对文化系统产生动力。

在这种“结构性语境”中，“诸如官方文件、私人文件、报章剪辑之类的材料才由一种话语领域转移到另一种话语领域而成为审美财产。”[3]“这种新历史主义乃是一种采用人类学的厚描方法(thick description)的历史学和一种旨在探寻其自身的可能意义的文学理论的混合产物，其中融汇了经济文化研究中的多种相互趋同然而又相互冲突的潮流。[4]不论采用什么样的论述方法，新历史主义者们都在追求这么一种对“结构性语境”的关注：

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忽略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立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置之于历史的、社会的，乃至诗意的种种话语和非话语的实践中。这样，文学研究的视野极大地开阔了，深度也有了空前的拓展：文学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与现实的关系，文本间的关系，文本内部人物、事件之间的语境关系以及其它以往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全部展现为文学文本研究的“境域”。

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使用了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函项”概念来概括：“本文是作为关联域的一个函项、一种表现而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指新历史主义学者)是在本文和关联域间的共生关节点上工作，而关联域被认为是本文得以生产和播种的环境。

”[5]

新历史主义者不厌其烦地使用语境、结构、跨学科、文化诗学乃至谈判、通货、对话、激荡等诸如此类的概念，一方面是关注文学文本所处的“境域”，另方面又关注“结构”，因为文学文本正是以“结构”为条件，在“境域”或“语境”的张力结构中生成的。文学文本只有在“结构性语境”中才能被理解。形式主义批评专注于文本细读，这种批评方式的效果有限，因为文学文本的意义离开“语境”的解释是乏力的。

而单纯的外部批评专注于历史和社会，认为外部条件决定了文学文本的意义是武断的，因为对文学文本而言，“外部”离开文学文本也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

新历史主义的价值在于，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背景上，它综合了长期分立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考模式，这种视角和思考模式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使任何坚持“结构性语境”研究的批评家都会从他自己的视角发现文学艺术的真谛。

三、文学研究的文化模式的典范——文化网络时代。

新历史主义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汹涌澎湃。它上承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吸收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美学各流派的优秀成果，直接发轫于对解构主义的反动，从而获得了广阔的文化视野，在历史、社会和美学的支撑中找到了多元共存的研究方法。90年代，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全面向文化研究进军，开始了文化研究的网络时代。

1·文化网络研究模式的特征描述。

文化网络是由构成文化的各元素作为节点，由节点间的对话交流作为联系形成的一种网络。“网络”是新历史主义的“结构性语境”合乎逻辑的发展。在“文化网络”的研究中，新历史主义的精神得到高张，如无限多元性、交互性、群体协作性等，任何个体或流派都可以申明自己的观点，形成学术上的彻底民主景观，但任何个体或流派都不可能宣称自己达到了真理的本质的认识，而需要无限多的多元群体，立足于杂多的相关学科，共同协作，在广泛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上，对某一研究项目作出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发掘，从而形成大文化观上的“整合”。

因此，文化网络的研究模式继承了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和民主精神，强化乃至泛化了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消除了人文学科的明确界限，使其中任何领域都成为文化的一个函项而存在。文化网络具有以下特征：

网络由节点及其关系组成。每一个研究主体或对象都是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存在的，这些节点既没有数量的限制，彼此之间也没有统治与决定关系。任何节点都受整个网络的影响，而任何节点又都是网络不可缺少的。

研究一个节点，即使不能研究其它每一个节点，也要顾及与它发生关系的、处于该节点的语境中的节点。如果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就要把它放在所有与它有关的节点中去研究。

虚拟的网络单元。对于一个网络而言，一个节点可以由它所处的语境来获得意义。但是，一个节点与其它节点的距离总不相同。

当某些节点离研究对象过于遥远，这些节点对于研究对象的意义就显得无关紧要。而这些节点却有可能与前一个网络发生断裂，与更多的其它节点构成另一个网络。这样，研究一个问题要把它放在网络中，研究不同的问题要放在不同的网络中。

当然，一个网络中的节点是平等的，具有同样的话语权，都有解释和被解释的权利；不同的网络在质上不具有可比性，但它们在地位上也是平等的，具有同样的话语地位。然而，事实上网络是无边无际的，上述划分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有意识的人为设定的，是虚拟的。

文化网络节点之间的联系形态是对话。对话，就是两个人或两人以上的人之间的交流。对话主体之间的联系可以是冲突的，可以是协商的，也可以是认同的，对话主体之间的意见具有辩证性和互补性。

辩证必然先有冲突与对立，在冲突与对立中达到统一；互补必然先有缺陷，对各方缺陷的相互弥补构成完整。辩证和互补的对话使不同主体的不同意见彼此交流，相互激荡，不同主体从而从自己各自的角度对研究对象作出自己的努力。

网络中主体的层次与对象的层次。文化网络中的节点既可以指主体的人，即研究者，也可以是研究对象。在前一种情况下，不同的人之间的对话关系构成主体网络。

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同的对象之间构成网络，如文艺学研究处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等节点构成的网络中，这些节点共同为文艺学研究服务，这时文艺学是中心节点，但任何“中心”都是相对而言的，如当以哲学为研究对象的时候，文艺学便不再是中心了。以上二者，文化网络中的主体作为节点构成网络，研究对象作为节点也构成网络，而众多研究主体对同一对象、对不同对象的研究则使网络更加复杂，构成另一层次的网络。网络是纵横立体交叉，无穷延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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