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门科学中,研究一般都开始于对一个从理论推论出的行为的**,或者称为假设。但是,人的发展研究要得到合理的证据,理论和假设仅仅是研究活动的开始。根据科学上可接受的程序,做一项研究包括很多步骤和选择。
研究者必须决定,要做出结论,选什么人作研究对象,需要多少人。然后,他们必须设计一套程序:让研究对象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在**做,每个人需要见多少次面。
最后,研究者还必须处理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并得出结论。
我们将介绍人的发展领域广泛应用的研究策略。首先介绍研究方法,指被研究者的具体情动,如参加测验、填写问卷、接受访谈或观察。而后我们转向研究设计,它是为使研究者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而制订的总的研究计划。
最后,我们将讨论以人为研究对象做研究涉及的伦理问题。
为什么要学习研究策略?为什么不把这问题留给专业研究人员,集中学习有关成长中的人的已知事实和怎样应用这些知识上?原因有两个,第一,每个人都应该做一个明智的、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接受者。
了解各种研究策略的优缺点,对于我们把可信结果和错误结果区分开来非常重要。第二,直接对儿童和**进行研究的人员,通过自己独立地或者与经验丰富的研究者合作进行的研究,他们都会以一种独特方式,在研究和实践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杜区机构,如学校、保健站、公共场所和娱乐节目有时会和研究人员合作,一起设计并实施研究,对可以促进发展的干预措施做出评价。
为了取得更理想的结果,了解研究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1.常用研究方法。
研究者怎样选择收集信息的基本方法呢?常用的研究方法有系统观察、自我报告(如问卷和访谈)、对单个人的临床或个案研究,以及对特殊群体的生活情境的人种学研究。
1)系统观察。
对儿童和**行为的系统观察有不同方式。一种方法是直接深入到现场或自然环境中,记录所研究的行为,这种方法叫自然观察。
一项关于幼儿怎样对同伴的悲伤做出反应的研究是自然观察的一个例子。在日托中心观察3岁和4岁儿童,研究人员记录每一个哭泣的实例和旁边儿童的反应看他们是忽视、看着、评论哭的孩子的苦恼、责备或取笑,还是分享、帮助、表达同情。同时记录保育人员的行为,如向孩子们解释同伴哭的原因、调解冲突、安慰等,看保育人员对儿童的哭泣行为是否敏感。
研究发现了很高的相关。自然观察的最大优点是,观察者可以直接看到他们想考察的日常行为。
自然观察也有局限性: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所有个体都有相同的机会表现出一种特定行为。在上述研究中,一些儿童可能比别的儿童更多地看到身边的同伴哭泣,或者他们比别的儿童更多地受到保育人员对他们好行为的直接提示,因此,他们可能表现出更多的同情。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研究者可以采用结构观察,设置一种可以引发想要考察的行为的实验室情境,使每个被研究者都有同等的做出反应的机会。在一项研究中,让两岁儿童照管一个布娃娃,事先对布娃娃进行了处理,儿童刚拿起布娃娃,布娃娃的胳膊就掉下来,使儿童觉得是自己造成了布娃娃的损坏,此时观察儿童的情绪反应。为了使儿童感觉到自己的错误,布娃娃的胳膊一掉下来,实验员就对布娃娃说:
“哎哟!”研究者记录了儿童的痛苦表情、对损坏的娃娃的关心、是否尽力帮助布娃娃和身体的姿势,用这些指标来说明儿童的懊悔,以及是否希望弥补自己的过失。同时,和妈妈做一次简短谈话,了解她们跟孩子在一起时的情绪。
结果发现,妈妈较多地向他们解释情绪的原因与后果的孩子,对损坏的布娃娃表现出较多的关心。
系统观察的程序是不同的,这取决于要研究什么问题。有些研究需要描述行为的全部细节,即在给定时间段里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笔者曾想考察日托中心那些敏感、反应敏捷、善于语言激励的保育人员是怎样与儿童互动的。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保育人员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甚至离开孩子去休息、喝咖啡、打**的时间长短,这些都是重要的。而在另一些研究中,只有一个或几个行为是需要的,就不用记录行为的全部细节,所以研究者用更有效的程序,只在行为核查表上记录特定事件或对行为做出标记即可。
研究者设计出了观察难以捕捉的行为的各种灵活的方法。例如,为了记录欺负行为,几位研究者用摄像机对儿童在教室和操场上的行为进行录像,同时给四年级到六年级儿童带上一个小型无线话筒和一个便携式发射器。结果发现,欺负行为的发生比率,在教室里是平均每小时2.
4次,在操场上平均每小时4.5次。但是,教师出面制止的欺负,只占全部欺负现象的15~18%。
系统观察提供了儿童和**真实行为的可贵信息,但是它很难告诉我们行为背后的原因。要解决这个困难,研究者必须使用自我报告。
2)自我报告。
自我报告就是让被研究者提供关于他们的知觉、思维、能力、情感、态度、观念以及过去经验的信息。自我报告的范围可以从相对无结构的临床访谈,到高度结构化的访谈、问卷和测验。
临床访谈指研究者采用灵活的谈话方式来探查被研究者的观点。下面是皮亚杰用临床访谈来考察一个5岁儿童对梦的理解:
梦是从**来的?我想你睡觉睡好了就会做梦。梦是从我们自己身上来的还是从外面来的?
从外面。当你躺在床上做梦时,梦在**呢?在我的床上,在毯子下面。
我真的不知道。梦要是在我肚子里面,骨头就会把它挡住,我看不见它。当你睡觉的时候梦还有吗?
有,就在床上,在我旁边。
请注意皮亚杰是怎样鼓励儿童不断拓展他的想法的。虽然一个研究者要访谈不止一个被试,但是他们都会以相同的问题开始以保证任务的一致,而后会根据各人不同的反应加以个别提示以进一步深入理解每个人的推理。
临床访谈有两个主要优点。第一,它使一个人在研究时表现出来的思维与日常生活中的思维尽可能一致。第二,临床访谈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获取大量信息。
例如,在1小时内,我们能从一个父/母那里得到很多儿童教养的信息,也能从一个老年人那里得到有关其过去和现在生活的大量信息,这比我们在相同时间内观察到的信息多得多。
临床访谈的一大缺陷体现在该方法得到的被研究者对其思维、情感、经历的报告的准确性上。有些被研究者为了取悦访谈者,可能会做出虚假回答。当问及过去的事件时,有些人可能回忆不准确。
此外,由于临床访谈取决于言语表达能力,这就可能低估那些不能很好地用语言表达自己想法的人的能力。
临床研究法还因为它的灵活性而受到批评。当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向被试发问时,被试的反应可能会迎合访谈的方式,则个体对以不同方式提出这个问题的看法的理解,就可能增大真实差异。而结构访谈是以相同方式向所有被访谈者提出相同的问题,就消除了这个问题的影响。
这种方法效率更高,被试的回答简洁,研究者可以让被的谈者做书面回答,可以同时收集儿童和**的整个群体的信息。研究者还可以列出可选的回答项目,考察所研究者活动或行为,这些答案可能是被研究者在自由式临床访谈中想不起来的。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向父母提出的问题是,“对孩子的未来生活来说,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当用结构访谈时,62%的被研究者选择了“让孩子自己决定”这一列在纸上的选项,但是如果用临床访谈让他们自由回答,只有5%的被研究者说出这样的答案。
但是,结构访谈不能像临床访谈一样,得到有相当深度的信息。而且结构访谈还可能受到报告不准确问题的困扰。
3)临床法或个案研究法。
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衍生物,临床法或个案法把关于一个人的内容广泛的信息结合起来,这些信息可能来自访谈、观察,有时候也包括测验分数。它的目的是尽可能详尽地获得个体的心理功能以及使之得以产生的经验。
临床法适合于研究那种人数很少、心理特征变化较大的人群。例如,这种方法曾用来揭示,什么原因导致了天才儿童——在10岁前就在某一方面表现出**能力的天赋极高的儿童——表现出来的成绩。来看亚当,这是个在裹着尿布时就已经能读、写、创作短曲的男孩。
4岁时,亚当已经熟练掌握了人类的很多符号系统,如计算机basic语言、法语、德语、俄语、梵语、希腊语、古象形文字、**和数学。亚当的父母跟他一起做他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在家里给他提供极为丰富的刺激,培养他的情感、坚定性和幽默感,为他寻找可以发展其天才,又能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学校。亚当18岁就从大学毕业,从事**创作。
若没有他的特殊天赋与关心、忘我的父母相互结合的机遇,亚当会显示出这些能力吗?研究者认为,很可能不会。
临床法可以获得内容丰富而详细的对个案的叙述,在影响发展的许多因素问题上为人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像其他所有方法一样,临床法也有其不足之处。用这种方法收集的资料往往是不系统的和主观的,研究者对理论偏好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使他们的观察和解释产生偏见。
其次,研究者不能保证,除了所研究的这个儿童,临床研究的结果是否可以应用的别的儿童身上。因此,根据临床研究得出的结论,要当作正确的、可推广的东西加以接受,必须用其他研究方法加以检验。
4)研究文化的方法。
对文化影响的日益关注,使研究者调整上面介绍的方法,或开发出适于进行跨文化和多元文化研究的程序。研究者选用什么方法,取决于他们的研究目的。
有时候研究者关注那些被认为具有普遍性但在不同社会中程度不同的特征,例如:
一些文化中的父母是否比另一些文化中的父母对孩子更亲切或更强制?不同国家的性别成见有强弱之分吗?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都要对几个不同文化的群体加以比较,对所有被研究者都必须问同样的问题或以同样的方法进行观察。
同时,研究者采用前面介绍的自我报告和观察程序,通过翻译改编,使之在每种文化背景下都能适用。例如,要研究父母教养方式的文化差异,就要给所有被研究者相同的问卷,让他们对问题做出评定,如“我经常拥抱和亲吻我的孩子”,“当孩子的行为不符合我的期望时,我就斥责他/她”。
有时候,研究者希望揭示儿童和**行为的文化意义,于是他们要尽可能地熟悉他们的生活方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研究者采用从人类学领域借用的一种方法——人种学方法。这种方法与临床法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描述性的、定性的研究技术。
它不是指向单独的个体,而是通过参与观察,理解一种文化或一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一般情况下,研究者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来到某种文化的人群中间,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研究者进行内容广泛的现场记录,包括各种观察,来自该文化成员的自我报告,以及研究者的慎重解释。
随后,将这些记录整合为一个关于该文化人群的总报告,从中发现其独特的价值观和社会进程。
人种学方法假设,研究者通过与一个社会群体密切接触,就能理解该群体成员的观念和行为,而这一点是观察、访谈和问卷方法难以做到的。在一些人种学研究中,研究者关注人的各种经历,如一组研究者曾经用这种方法描述了美国一个小镇发生的变化。另一些人关注一种或几种环境,如家庭、学校和邻里。
如果研究者假设文化差异背后有独特意义的话,他们可以在采用人种学方法的同时,辅之以传统的自我报告和观察法,如本节的“文化影响”专栏所介绍的那样。
人种学者通过成为所研究文化的成员,努力使他们自己对该文化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像临床研究一样,研究者的文化价值观和理论倾向有时候使他们的观察有选择性,或者错误解释看到的现象。其次,人种学的研究发现也很难推广到所研究的人群和背景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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