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学初稿

中医思想与心理教育。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充满了心理意义的文化，那么，中国的传统的医学，则亦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分析和心理**等心理学气氛的心身医学。在其医学观念和医学实践之中，诸如人与自然之天人迎合的整体观念，阴阳五行之藏气学说，心主神志之医心理论，以及“医未病之病”、“治病求本”、“扶正去邪”之医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之辩证医规，以及“望、闻、问、切”之临床法则均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与心理**的意义和作用。古代从医者之“上医医国”的远大抱负，同样以天下己任；正如“师道尊严”，医中亦有道；从医也可以悟道，尤其是心理学和心理教育之道。

一）《皇帝内经》

皇帝内经》是中医的经典性文献，也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作者托“皇帝”之名而著此书，其基本内容一般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关于其书名“内经”，明代医圣张景岳说的：

“内者，性命之道，经者，载道之书”是对《黄帝内经》之书名由来的经典阐述。后来也有人这样评论：“五内阴阳，谓之内经。

”如此看来，这部传统医学经典中包容着中医的文化，与中医相关的科学、中医的哲学以及中医的心理学。

黄帝内经》首篇为“上古天真论”，实为整篇《黄帝内经》的总纲，也是中国传统医学中“心理教育思想”的总纲。其中借皇帝与岐伯的对话提到：“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澹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守内，病安从来”。

“澹淡虚无真气从之”讲的即是心理的修养或心理的品质，一种心理教育的主张；而“精神守内，病安从来”则属于心理健康和心理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定理。

黄帝内经》开篇是皇帝与岐伯讨论“上古之人”的健康与长寿问题，在皇帝与岐伯看来健康与长寿的关键，在于人的心理素质和生活方式。岐伯对于上古之人健康长寿的解释是：“上古之人，知其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后人恰恰是因为失去了“上古之人”心理品质和淳朴自然的生活方式陷于“短命和不健康”的境况。岐伯说：“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了，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显然，岐伯对健康与长寿的解释根据的不是单纯的身体素质，而是心理素质；不是单纯的身体是否有病，而是生活方式是否适宜。不仅如此，在《黄帝内经》的“上古天真论”中，作者还在强调心理素质和生活方式对于人之健康和长寿的意义与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种中医之理想的人格理论：“皇帝曰：

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避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蔽，可以百岁”；“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辩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这里《黄帝内经》所论述的“真人”、“至人”、“圣人”和“贤人”，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别具一格的人格形象，展现了中医之道、其理想和其典范；也要展现了一种心理教育的宗旨和方向。

二）“心病”和“心药”

在中医文献中，心病（心疾）被作为六疾之一（寒疾、热疾、末疾、腹疾、惑疾、心疾，见《春秋左传。昭和元年》，有“思虑烦多，心劳成疾”的说法。心病最初也被用来描述由心中忧虑而引起的疾病，如《易经。

说卦》中有：“坎为水……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

心病还需心药医”是流传广远的中国谚语，其中寓意着早期的心理分析和心理**的经验与理论。与其有关的谚语还有：“心中有病，心神不定”、“心病畏怕医”、“心病最难医”和“心病还从心上医”等等。

谚语来自经验，民间流传着很多有关“心病还需心药医”的故事，最著名的就是“杯弓蛇影”了。《晋书。乐广传》中记载：

何解，陈留人也，一日与河南尹乐广，会食于赵修武宅，酒至数杯，忽见杯底有似一小蛇，咽之入口，亦不觉有物，但每每思而凝之，日久，觉心痛，自思小蛇长久，食其五脏，医药不愈。久阔不复来，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座，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疾”。

于时河南听事壁上有角弓，添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弓影也。复置酒于原处，谓解曰：“酒中复有见否？

”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遂豁然意解，沉疴顿愈。

何解认为自己喝酒时吞下了一条小蛇，每天思而凝之，觉心痛，日久成疾，是一典型的“心病”，而乐广究其因由，重置使何解染疾的情景，使其豁然意解，沉疴顿愈，可谓使用了绝妙的“心药”，解其多日之愁闷，**了“医药不愈”之疾。这是“心病还需心药医”的一则“案例”，也是这条谚语的基本含义。

心主神志说是医治“心病”的根据，配制“心药”的药理。“神”可作广义理解，凡是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如人的形象以及面色、眼神、言语、应答、肢体活动姿态等，无不包含于中医之“神”的范畴。神明之心为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在脏腑之中居于首要地位，正所谓“心藏神”。

因而，五脏六腑必须在心的统一指挥下才能进行统一协调的正常生命活动。所以医中有言：心为一身之主，脏腑百骸皆听命于心，故为君主。

心藏神，故为神明之用。

在这种生命观念的基础上，中医有其特殊的身心机制理论。心所主之神，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并且分属于五脏，，即“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对此《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论》中有记载，并有“神生于五脏，舍于五脏，主导于心”的阐述。心主神志的功能正常，则精神振奋，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如果心主神志的功能异常，则会神志不宁，甚至谵狂，或反应迟钝、精神萎靡等病症，而且还可能影响其他脏腑的功能活动甚至危及整个生命。

所以“有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素问·灵兰秘典论》），心动则五脏六腑皆遥”（《灵枢·口问》）的主张。

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中医把人的主要情感与心理活动概括为喜、怒、忧、思、恐，并称之为五志；五志分属于五脏，即心志为喜，肝志为怒，脾志为思，肺志为忧，肾志为恐。心主神志的功能不及，则使人易生悲情；心为神明之主，情志异常，不仅喜能伤心，而且五志通极，均能损伤心神。这也正如（《黄帝内经·素问·阴阳象大论》）可见早在几千年之前一种特殊而有效的中医心理学理论与实践便**着种种疑难病症，维护着华夏子孙的健康。

同样，她也应该由我们后人来发挥内含的心身医理，服务于当代的人的人格发展和心理健康。

三）医未病之病。

中医生存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也包容着中国传统文化，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基调和心理学的思想中医之“医未病之病”的思想正是中国文化精神之精蕴，正是医道之枢纽。正是大道之体现。

如果说预防和提高是心理教育的基本主张。那么，在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文献之中就有了类似的思想。《黄帝内经》之“素问·四时调神大论”中说：

“是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如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这不但是提倡预防的医学思想，而且也是极为深刻的哲学和心理学思想。

鹖冠子·世贤》中曾有关于扁鹊论医的故事：“（魏文侯问扁鹊）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

’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

‘可得闻耶？’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

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闻。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间，而名出闻于诸侯。”所表达的也是同样道理。

上医医未病之病，谓之无为而为也。

中医学者的追求不但是治病救人，而且是“上医医国”。《黄帝内经》之《灵柩·师传篇》中有这样的阐述：“皇帝曰：

‘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上。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

可得闻乎？’岐伯曰：‘远乎哉问也。

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

在同一章节中，“岐伯：‘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效。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

’。唐代的名医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把这种“上医医国”的中医理想表述得更为明晰：“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有曰：

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显然，这种“上医医国”的理想是融政于医，融教于医；中医之医病，同时也在医人；在中医的医学与医理子中就包融了心理学的思想和心理教育的观念。

对疾病真正彻底地医治国家这一层面的，如环境保护与人的健康。环境破坏与污染，不管是物质环境还是社会环境乃至心理环境，正是许多病患的病源所在；若是要真正医病，自然要医人，正如古代谚语：“心则不竞，何惮与病！

”人格的完善、心理的健康正是医病之依据。因而，“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此乃中医也，其义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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