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英语翻译

从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人的历史记载就没有中断。从那时起，中国人就以过去的理想作为指导以评判并规划现实，观今而思古，鉴古而知今，并以盱衡现实而建立的理想，作为指导以评判过去。

历史的批判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绝对的严肃性。传统中国历史学家的全部热情就在于寻求并保存历史的真实，为了达到存真的目的，中国史学家甚至为了对抗统治者逼迫他们写与事实不符的历史，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例如，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史官记载“崔抒弑其君”。

崔抒大怒，处决了史官。随后，其弟接替了史官职位并做了同样的记载，同样被处决。再以后，史官的另一个弟弟接替了史官职位，他再次写了同样的陈述，继续被处决，直至其第四个弟弟执掌史官职位。

此时，崔抒只得放弃窜改历史事实的想法。①在中国，史官的确是良心的化身，史官即使牺牲性命也要记录并保留历史的真相。

所以在传统中国，史官的记述极为严肃。正如在《文心雕龙》中，文学批评家刘勰（约465-约532）所说，“褒见一字，贵踰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②。

中国的心灵浸润在历史之中。在中国，所谓做人就是做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人。中国文化相信：

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是作为历史中的人而思维和行动着。因此，我们要理解中国文化和它的特殊性，重要的是理解中国的历史和历史思维的特质。

在中国人的心灵中，历史描述了如何掌握我们在从事各种活动的流逝的时间中存在，由于“流逝”包括了它的方向，掌握在时间中的存在就意味着厘定一种方向感，这种时间流逝的方向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我们的行为清晰地有一个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方向感。

这种明确的方向感赋予我们生活的期望和目标。中国人的时间观念特别强烈，具备这种时间观念就有生活的目标。公元前6世纪的孔子曾有川上之叹：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3）反之，如果失去了时间的方向感就会被生活本身所放逐，就会变得无所适从，就会陷入难以言说的失落和孤独。

唐代的陈子昂（602-702）诗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4）

因此，在中国传统中，历史概念就是生活的经线和纬线，是为了达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是社会进行治理和政治运作的重要指标。具体说来，每一次朝代更替，往往伴随着严重的流血，这样，关于新政权在历史上的合法性问题就特别受到注意。秦为什么会失天下？

汉何以得到天下？这些问题在汉朝建立之初就常得到讨论。（15）与此同时，关于秦朝失去“天命”和汉朝得到“天命”取得正统的具体原因，朝廷内外还对新政权如何进行最有效的治理，以及制定管理天下的具体措施进行了热烈讨论。

在所有这些争论和思考之中，历史都是重要的风向球和具体的指标。历史证实了汉朝取代暴秦的合法性，（16）对于新建立的汉朝通过有效治理所展示的统治的合法性，人们也从历史中寻求证据。历史像高悬在统治者头上注视的眼睛，随时提醒他们遵守自己的宣誓和诺言以加强有效治理。

从唐代开始，这种监视和警示统治者的历史责任，落在了专门记录和编写皇帝日常活动和作息的《起居注》的史官身上。史官们以牢固的信念和不厌其烦的态度保持这种每日的评注。他们拒绝皇帝的干扰，坚定地如实直书，对自己的职责从不动摇，甚至牺牲性命。

中国文化中的人就是这样深深的浸润于历史之中。

总之，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文化圈中，社会、人民、文化与政治全部都是历史。接触中国人民及其文化，就是接触他们的历史。

历史构成了中国人的情趣与中国人的氛围。事实上中国的存在就在于“历史”。中国的人民、政治和文化就是中国的历史。

中国就是我们最清楚地看到人是彻头彻尾的“历史人”的地方。我所说的“历史人”（homo historiens），是指中国人既创造历史，又被历史所创造，正像蜘蛛织出了纵横交错于世界的历史之网。在20世纪的中国，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在钱穆的著作中得到了最有力的宣示。

钱穆坚信，零碎地研究历史知识会迷失史学的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历史知识与实际生活的内在联系，以及我们的文明之变化、生长和发生的精神。（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