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文化”拷问企业管理

发布 2019-08-20 19:19:40 阅读 9185

本文**三茅网。

安徽谢德尔公司的员工、23岁小伙子李哲,在这个夏天的高温中连续上班12小时后猝死。由于公司经常性加班,最长时间每天上班12小时。就在去世之前,他曾预言自己将会“累死”。

在李哲之前,奥美中国一名24岁的员工殒命办公室;杭州4钻宝**一名叫艾珺的24岁“卖家”倒在工作台上;普华永道年仅25岁的职员潘洁,在身体严重透支后永远地睡着了……。

一个个年轻的生命突然逝去,虽不能断定其与加班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加班肯定是诱因之一。我们约请了相关专家,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剖析职场潜行的“加班文化”。

加班多因企业管理而起

主持人:上面我提到的几起案例,就是我们常说的“过劳死”,刘老师一直在做人力资源开发和职工权益维护工作,对此您怎么看?

刘福垣:被**的个案只是冰山一角,有资料表明: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人。

按照这个数字平均算下来,每天约超过1600人因劳累引发疾病离开这个世界——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

主持人:造成这一黑色数字的直接原因是加班,但根本原因是什么?现在,我们的情况比日本严重,是制度设计问题,还是企业管理问题?

刘福垣:日本和韩国的先例说明,在实现经济跨越中,该国国民承受的劳动强度确实高出当期平均水平,我国可能也不例外。但我国有自己的特点,劳动强度体现出了明显的结构性和地域性差别,比如it业从业者普遍比传统制造业更累,这也说明,企业的管理因素影响更大。

肖鸣政:经济转型中我们一直在强调,经济发展应该体现人与自然和谐,但从加班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中,我们看到劳动者的身心和谐不容乐观,有调查说,“岗位”、“个人经济状况”、“来自老板的压力”是导致劳动者身心不和谐的三大主因,而这三大原因中,至少有两点跟企业管理有关,由此我也认为,管理水平的高与低,决定了加班频度的强与弱。

自愿加班”看出管理小花招

主持人:现在的老板也常讲人性化管理,将加班作为硬规定的并不多见,在形式上,多数表现为“我要加班”而不是“要我加班”,由此而言,造成加班不能全部归责于老板,这样认为对吗?

刘福垣:有种说法,员工不加班,老板认为任务不饱和,员工加班,老板说员工劳动效率低,怎么说,问题都出在员工身上。至于将“要我加班”变成“我要加班”,这是一种管理路径的设计,拿目前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支付工人工资的大多采取“计件工资制 ”。

表面上看“做得越多,挣得越多”很公平合理,但由于一些企业主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往往故意将定额标准定得过高,导致许多职工不加班根本完不成任务。工人为了获得多一点收入,不得不“自觉自愿”地无偿加班。

胡雪峰:由于缺乏有效的规范和监督,在轻工制造、文案、安保等行业和不少外资企业中,职工“自愿加班”成为常态,有的加班加点,不是为了多挣几个钱,而是为了完成那“高高在上”的计件指标。非科学、不合理的劳动定额、基本工资和企业文化环境,使职工深陷加班泥潭,成为一种看似合法的“隐性伤害”。

杨庆森:由于受法律约束,延长工时不会被明目张胆地写入企业规章,却冠以企业文化的方式加以改装,由明令变成了暗示,并且打上了“自愿”的概念烙印。这种藏在企业文化之中的软性逼迫,已经成为许多企业津津乐道的管理经验。

减少加班”考验管理智慧

主持人:以路径设计隐藏加班目的案例,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富士康。这个公司因加班而形成的经验教训,对其他企业的相关管理,有哪些标本意义?

胡雪峰:在口诛笔伐中,富士康似乎沿着法律路径不断做自我检讨和管理调整,从2023年7月起,富士康规定所有工厂的加班时间,都必须要控制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也就是每月36小时。

肖鸣政:外界提到富士康,就会联想到3年前十几名员工连续跳楼的事件。而富士康管理层对于员工加班、工资等问题,也一直敏感。

在富士康确实有很多的基层员工,为了多挣钱,都愿意加班,加班费是正常工时费的1.5倍,节日更多。原来在岗工人,最多可以每月报80个小时加班,后来从80小时减到40小时,再到36小时,有的甚至不准加班,有工人抱怨:

从前加班能拿4000元 ,现在不到2000元。

这种情况下,一是要求企业做好基薪设计和调整,当然,在一个几十万工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系统性调薪对决策者确实是个考验;其次要做好加班的风险管控,如果为执行订单确实需要超时加班,先取得相关单位许可,其次超时加班由员工自己申报,由员工自愿。系统管控中,每天只允许加班2个小时,不管怎么排班,2个小时为限,多了也不给报。这样的加班管理,对劳资双方来说不至于激化矛盾。

加班是把双刃剑

主持人:富士康是特例但不是个案,在众多中小企业,尤其是智力密集型的it业、策划业等,加班引发的后果也不容忽视,形形色色的劳资博弈,节点在**?

肖鸣政:我们都还记得华为公司25岁员工胡新宇,因过度加班心力衰竭而亡的悲剧。这件事发生后,触发了众多身在职场者的交口谴责。这时,管理者要清醒地对加班利弊进行权衡。

常识表明,连续加班会影响生产效率,不仅消磨身体,还会导致员工步入思维和文化的真空。只有将企业的价值观与员工的诉求很好地结合,企业才能健康持续地发展,否则光靠加班只能让员工心生厌恶,反而影响了效率,形成内耗。

胡雪峰:制度缺失也应该引起重视。现在的劳资关系虽说很微妙,但总体看还是企业处于强势,员工处于弱势,在双方的博弈中,员工既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手段,更缺乏真正有效的维权机构。

如果维权机制不健全,劳资制衡机制又缺位,博弈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

加班何以成文化

主持人:博弈归博弈,很多企业员工延时工作已经成为习惯,有的企业甚至还将加班现象纳为企业文化,认为加班是敬业的一种表现。

杨庆森:在我研究的个案中,的确有许多公司的员工将加班当成习惯,比如华为,它把员工的加班算作绩效考核的一部分,整个公司的文化就是“鼓励加班”,该公司的“床垫文化”一度被**高频引用。据称,加盟华为的人,尤其是开发人员,几乎每人都有一张床垫,卷放在办公桌下或铁柜底层。

午休时席地而卧,晚上加班,累了就铺开床垫小睡一下,醒了爬起来接着干。

公司方面认为,“床垫文化”是华为精神的象征,意味着华为人为事业竭忠尽智。但它的反面就是后来出现了令人惊愕的“胡新宇过劳死案”。

胡雪峰:不单是华为,其实很多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它们有的称“床垫文化”,有的称“行军床文化”,有的称“奉献文化”,凡此种种,稍加剖析就会发现,它先是利用制度,嫁接了其中的某种合理成分,接着将“加班=敬业”的氛围渐渐地向社会弥漫,进而将加班现象演化为所谓的“加班文化”。

杨庆森:假如将加班说成文化,可能说的是一种状态。比如有人愿意把时间用在办公室;有人在困难出现时,要体现出“我与你在一起”;当然也有人可能为免费的晚餐、专项的交通补助做出加班选择,但更多的加班是来自任务本身。

在同一个团队中,那些从底层升为高管的人,一是靠能力,一是靠多付出,很多都是工作狂,即加班的不一定都是“好同志”,但“好同志”一般都有加班的经历,久而久之,加班与上进互为一体,这在国企表现得很明显,如我所知的军工企业更是如此。

在流程再造上找出口

主持人:企业是加班的发起人、实施的主体,为解决这个问题,企业怎么办?

肖鸣政:企业要认识到,内部的人力资源,外部的道德评价,都是企业发展的稀缺资源,所以要从人力资源保护和社会形象建设这两个角度上,设计或改造管理流程。

刘福垣:要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加班,企业管理者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下足工夫:首先,在管理者自身,解决企业管理环节繁多,工作量分配不均的问题。

企业要根据自身特点,建立或改善管理模型,减少或取消不必要的管理环节。其次,在手段改进上,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管理职能的自动化,减少重复劳动。另外,对员工而言,要加强员工工作能力及时间管理能力的培训,效率提高了,加班自然就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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