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作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的变化发展及其原因。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和演化，在五言古诗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五言诗起源于民间，从中国诗史来看，《诗经》中已经有五言诗的萌芽，至秦及西汉，民间歌谣已较多五言，发展至东汉，乐府中所保存的五言歌辞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到汉末已达到成熟的阶段。在初期，五言诗被认为是一种“俳谐倡乐多用之”的诗体，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早期的文人五言诗多佚名。但随着五言在民间的发展，也就引起了文人的重视，并开始仿作。

文人五言诗最早具名的是东汉班固的《咏史诗》。至魏晋时期，五言诗真正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言诗不仅数量多，而且佳作如林，影响深远，并逐渐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重要形式，进而取代四言诗占据文坛的重要地位。《文心雕龙明诗》中讲“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

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趋。”

五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它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五言诗的发展巩固期。

建安时期：这一时期，以“三曹”“七子”和蔡琰为代表的作家打破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文人诗歌高潮。他们的创作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方面表现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突破《古诗十九首》的局限，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保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三曹中，曹操诗作主要为四言、五言诗，他的五言诗已经渐脱汉乐府的束缚而自铸新辞。曹丕的诗虽然偶有些四言，如《黎阳作》，六言，如《令诗》，骚体，如《寡妇》，然究以五言为主。《诗品》言“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瞻可玩，始见其工矣。

”《西北有浮云》：“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而复陈，客子常畏人。”

这首借浮云寓飘零之感的诗，可见这一时期五言诗已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曹丕的两首《杂诗》也是他五言诗中比较真切的，曹植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他第一时期的诗，多为赠答或应酬之诗，除《离友》外，皆五言诗，题目虽赠答，但内容都是多方面的。自东汉秦、蔡诸人以来，直到这个时期，五言诗才进步扩张到无所不包的地步，才正式宣告成立。

他第二时期的《赠白马王彪》、《七步诗》两首五言诗，可谓诗中上作。第三时期的《杂诗》同样可作五言诗地位上升的例证。“七子”是建安时代曹氏父子之外最杰出的作家，虽然个性鲜明，但诗歌均以五言诗为主，注重学习乐府民歌，为推动五言诗的发展亦作出一定的贡献。

七子中，当以刘桢、王粲为最佳，如刘桢的《赠王官中郎将》四首其三及《七哀诗》皆是五言诗中的佳作，正所谓“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

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的“建安风骨”。同时，他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从此以后，五言诗成为占领诗坛的文学形式。

正始时期：五言诗歌发展到正始时期才突破了建安时期沿用乐府旧题的模式，脱离五言旧题，开始自立题目，这是五言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的黑暗，五言诗表现为隐晦难懂的形式。

主要作家有阮籍。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他能够吸收多方面的影响，创造独特的风格，在五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是五言诗歌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具体表现在：

1、这以前的文人作品，题材比较狭窄，只侧重写个人哀叹，而阮籍的五言咏怀诗是他整个人生感情的总汇，他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和象征手法，曲折地表现自己的苦闷和社会和黑暗，把五言诗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五言诗到了他的手上，成了坦率裸露心灵模式和文人学士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从此，诗歌从言志走向缘情。

2、五言诗至阮籍完全脱离了民歌风味。《诗品》说“其诗源于《小雅》”，是很有道理的。

3、阮籍开了大规模五言组诗的先河。

4、他创造了“响逸啁远”的独特的诗歌风格。

5、他以《咏怀》为题，对后世影响极大。

西晋时期：整个西晋文学在总体上是追求文辞华美，形式压倒内容的时代，这一时代，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是藩岳、陆机和左西。藩岳是形式主义的代表，其大部分作品内容单薄，词藻华艳，但他的少数篇章以言情见长，如《悼亡诗》，保留了民歌的特点，这在浮艳华靡之风盛行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它为五言诗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陆机和藩岳一样，也一味追求形式的华美，讲求语言的过分加工和深奥，对后世影响较大，但他对诗的工整的讲求，在五言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如果没有他，中国诗歌可能只满足于汉魏古朴直爽的诗风。

敢于和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顶风逆浪的是左思，他是个志高才雄，胸怀旷迈又有反抗精神的人，因此它的诗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这显然是“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他前期的代表作品《咏史》八首“创咏史之格，开咏怀之境”，在咏史中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情感，进而通过咏史，批判不合理的现象和制度，抒发同时代、同阶层人悲愤难抑的呼声，可称为咏史诗上的里程碑。他的这八首《咏史》诗开了中国五言组诗的先例，这不仅有助于深刻而完整地表达诗人的情感，而且也是作家文学进入繁荣时期的标志。

从他的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建安以来文学技巧的进一步发展，诗中用对偶，也用词藻，但由于裁剪得当，严格地为表现内容服务，使得风力内充，一点没有冗沓平弱的感觉。他的诗不只丰富了五言诗的风格，艺术表现也更为圆熟了。

东晋时期：这一时期，玄言诗占据了文坛，使文学在内容上严重脱离现实，在艺术上失去了现象性和生动性，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局面，给五言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陶潜是长于五言而短于四言的，内容充实，形式及格律等都有大有进步，陶渊明诗作萧统整理编著有七卷，五言诗占大多数，上乘之作颇多，随便举例即是：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陶渊明了诗歌，十分注重言外的效果，发挥语言的启示性，以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在平淡的外表下，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笔下的青松、秋菊、孤云、归鸟等意象，无不渗透着诗人的性情和人格。

甚至成为诗人的化身和人格的象征。

到了齐梁时期，五言诗更是极一时之盛不仅在民歌中五言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上层社会协作五言也成为普遍的风气，人人竞相吟咏，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因此，涌现了不少“早慧”的诗人，这说明人们对五言体的掌握和运用已极为纯熟，不仅文人，连武人也有不错的五言修养。更值永明末，永明体的提出，使得永明声律学说得到了实践，使得之前语言过于繁重，篇章肆意排张的五言诗得到了改善，清新通畅，明净凝练之作多了起来。

梁陈时期的宫体诗虽然一定程度上是诗史的倒退，但从积极面看，它亦巩固了永明体在格律、声韵上的成绩并有所发展。五言诗的创作开始由长篇走向短制，诗中的对偶、平仄和成熟的律诗已相去不远，而南北文风的交融亦有所益处。而该时期，五言诗的出色诗人更是多，重要的有谢朓，其五言绝句几乎首首是佳构，例《玉阶怨》：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逢罗衣，思君此何极！小诗在谢手里，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诠释。

他对于五言诗诗史的贡献，尤为重要。此外沈约、江淹等宫体诗人也较为重要。而北方新诗体诗人以庾信为代表，极王褒、卢思道、薛道衡等人比于南方，诗风更为大气一些。

这一时期的诗人的新体诗虽只是小部分，然已可以代表当时诗坛的主要潮流。他们虽然以四声八病相号召，然并未能绝对遵守，亦有所创新。

从诗歌的本体上讲，诗歌的内容、形式及社会背景的发展为五言诗的发展完善提供了丰富营养的土壤。

首先，从内容上讲，从魏晋时期就有“任性而行，任情而行”，作诗者以书写至情为宗旨，评诗者以是否抒写了至情及情感是否强烈作为评论的标准。追求语言的风格之美，也成了这一时期人们合乎逻辑的越来越自觉的行为。正所谓“诗缘情而绮糜，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

”陆机之后名教礼法的约束进一步被抛弃，南朝人虽不像东晋人那样过分的纵情，但重情程度却更深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表现感情更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爱情、友谊、相思、羁旅、物感等这些在六朝五言诗中都有大量涌现。在“咏吟情性”的思想指导下，诗人们倾全力追求作品的美学价值，这在诗歌史和美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而这对五言诗的完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第二，从背景上讲，建安以后，儒学进一步衰落，老庄玄学、佛学思想进一步兴盛，名教理念进一步崩溃，人们甚至以狂狷的精神去追求人的真个性、真面貌、真精神。这一时代的三曹、七子明显受到老庄的影响。到南朝时，儒学也曾被重新提倡过，但士人对宣玄言隽语、玄味气质和通脱潇洒风度的追求，使得独立的审美意识得以确立，审美感受能力得以培养。

人们崇尚自然，这对山水诗、玄言诗及田园诗的出现贡献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而儒、佛、道的融通，从诗歌发展流变角度来看，是极有意义而颇值得加以重视和肯定的。这就当然包括五言诗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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