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理论前沿作业

铸币税的产生源于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易出现对货币的需求，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度铸币税呈现不同的形态和内容，金融演进和社会进化的过程也伴随着铸币税内涵和外延的扩张，特别是在信用货币时期，经济全球化，资本自由化使得铸币税不仅仅是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而变成了国际性的问题。

首先从**预算帐户研究了铸币税的定义，利用等式关系推出铸币税四种定义：央行收入铸币税、通货膨胀铸币税、货币铸币税以及机会成本铸币税，基于以上概念又提出了拓展铸币税，最后对铸币税的定义进行了全面的动态的历史的分析。

政策规则与名义锚的不同以及不同预期方式具有不同的铸币税（货币铸币税）稳态均衡。货币供给量、名义利率、实际利率与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的不同组合具有不同的政策效应和均衡结果，但**在筹集收入时为使经济沿着均衡增长路径增长，在实际货币余额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必须选择那些高货币余额和低通货膨胀的点作为政策最后效应归宿点，尽量避免出现高通货膨胀的恶性扩张。

最优税收与最优铸币税（货币铸币税）从最优税收的角度考察了最优铸币税，从而最优通货膨胀的问题，对这个方面的文献进行综述和梳理。从最优税收角度考察铸币税的基本问题是：当**可以从多个渠道获取财政收入，每个获取财政收入的渠道都会带来社会成本的时候，如何安排每个渠道的负担比例，使总的负担最小。

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应该让所有渠道的边际社会成本相等。研究最优铸币税时，给定一系列限制性的假设，边际成本相等的规则演变成税率和通货膨胀率成比例这样一个可检验的式子。

最大化铸币税（货币铸币税）与最优货币规则总结了关于货币需求方面一些经典的理论模型，如西德罗斯基模型、现金优先模型和世代交迭模型等，并评述了模型的特点、关键假设和主要结论。在此基础上，引入**行为，根据经典的货币需求模型所得出的货币需求函数，分析最大化铸币税的最优货币数量规则。

在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问题上，学术界尚有争议，一般性结论是财政赤字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本**首先对财政赤字进行了界定，包括广义与狭义的概念，然后研究了通货膨胀，进而分析了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模型分析了考虑债务弥补与铸币税（货币铸币税）弥补赤字因素后的动态效果，各种融资方式对赤字不同的融资比例以及**改革的步骤安排都会造成不同的路径趋势。

中国铸币税的经验分析首先利用数据对最大化铸币税和最优铸币税方面的经典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然后利用五种算法对中国铸币税进行了测度，发现铸币税的分配机制存在问题，财政与央行、央行与其他金融结构之间的关系有待改革。

论信用货币制度下**银行的铸币税。

主要结论：所有关于铸币税的定义存在内在一致的统一性。

信用制度下的铸币税与纸币流通情况下的铸币税表现形式不同，但绝对量相等。

商业银行在**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利率是铸币税分享的一种手段。

信用货币下的铸币税通过利息的方式取得。传统意义上的通过增加货币发行（当然导致物价**）直接购买所获得的铸币税，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仍然存在并且绝对量相等。如果**银行通过持有国内**或者向商业银行贷款来投放货币，此时的铸币税表现为**银行资产方的名义利息率（由于通货膨胀）的增加而实现；如果**银行通过持有外汇的形式投放货币，铸币税则**于应国内物价上升造成的名义汇率的贬值（以本币计算的**银行资产增加）来获得。

铸币税的内在一致性使得对铸币税的研究可以仍然在直接购买的框架下进行，这种分析方式极大简化了分析并且不至于产生误解。

一、信用制度下的铸币税与纸币流通情况下的铸币税表现形式不同，但绝对量相等。

铸币税这个概念**于在纸币流通制度下，国家通过直接印刷钞票来购买商品这样一种行为。由于纸币的垄断发行、强制流通和不可赎回性，使得**便可以通过直接印刷钞票的购买行为而带来收入，由于其不可赎回性，**便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其收入，而不必担心今后的偿还问题。其实际绝对量的大小就等于印刷的名义纸币额m，除以用这部分纸币购买商品时的物价水平p，即s＝m/p。

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条件下，**可以取得的铸币税数量是无限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时刻，**水平总是一个有限值。如果**是一个善意的**，其目的是保持物价的稳定，在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且经济也不增长的情况下：通过为经济注入货币，由mv=py ，我们可以看出m/p=y/v，即**可以一次性的取得产出y乘以货币流通速度的倒数这样多铸币税。

那么，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是否存在铸币税呢？我们知道，信用货币制度与纸币流通一个最大的不同是货币投放时的不同：前者是通过信用即向经济中的个人或者组织提供贷款的形式投放的货币，并且到**币回笼，勾销相应的债权和债务；后者则是直接购买，也无需回笼。

对于后者，**可以得到铸币税显然可以理解，因为购买后**的资产方增加了，但是由于货币的不可赎回性实际上使得负债方等于0，所购得的商品实际上就是纯收入，即铸币税。但对于前者由于资产和负债是同时增加的，并且数额相等，在货币投放时，**并没有纯收入。

为分析的简便和直观，仍在一个简单的经济和简单的信用货币制度中分析。此时，每个年度初，**银行代表**直接向个人或者组织以信用的形式投放货币（其形式假定仍然是纸币），在每个年度末收回。我们将会看到，尽管在投放之时**银行并没有收益，但是在期末货币回笼的时候，它出现了收益。

因为在这一年度中，它的资产方显然应该是生息的（假定该利息与市场利息相等），但是负债方的货币却并不支付利息。这里也产生了纯收益，显然，这里的铸币税（如果我们一致地认为这种纯收益应该是铸币税的本质的话）的数量似乎比在纸币流通的情况下要小得多，因为前者绝对数量是本金，而这里只是利息。

但是在事实上，这二者是等价的。我们已经假定在这两种制度下的实际经济是相同的。那么很明显，在第一期结束后，经济仍然还需要相同数量的货币，于是**银行又可以进行相同的操作，赚取第二期的利息收益。

显然，以此类推，**银行实际上可以赚取一个利息收入流。这个利息流与前面的一次性铸币税的等价性是显然的，因为后者按照借贷利率恰好产生了这样一个利息流，而前者按照折现其初始价值也等于后者。

实际上，货币的每期回笼只是在某一时点上使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成了0，我们可以将它忽略，这样**银行就实际上是永久地持用了一个等价于上面的m的这样一个资产负债余额（即每期的收益都从其资产负债表中拿走交给**，而不转入资本），其中资产方是以市场利率的贷款，而负债方是不需支付利息的钞票。这样一个平衡的资产负债表确确实实产生了铸币税，并且其总额的现值就等于其资产负债表的余额（即m），这显然与前面的纸币流通的情况是等价的，只不过表示的形式不同，一个是一次性的收入，而另一个则是一个收入流。这种等价实际上通过某种安排达到完全的等同：

在信用货币制度中，**以每期的铸币税收入为抵押发行永久债券m融资用于一次性消费。进一步，我们看到如果**银行的贷款利率高于市场利率，那么资产负债表中的余额m产生的利息实际上可以支持比m更多的永久抵押债券，那么此时我们可以认为铸币税增加了（即大于m）；反之，如果利息小于市场利率则铸币税量小于m。

从上面的这种一致性中，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信用货币制度下的铸币税跟纸币流通的情况下差别不大，只不过后者表现为一次性的收入，而前者是一个纯利息流，它由**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产生。根据这个推论，我们就可以充分地考察现实信用货币制度下存在的铸币税了。

二、商业银行在**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利率是铸币税分享的一种手段。

现代信用货币体系通常由**银行和商业银行构成，**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其资产方为外汇，对商业银行债权，国债等，而负债方由发行的现金，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构成。

第一种情况：**银行的资产方的各种资产利率都等于市场利率，对存款准备金也按市场利率支付利息，而现金显然是不支付利息的，经济不增长，经济中需要的货币量（由现金和商业银行的支票存款构成）不变，支票和现金的流通速度一样。在这种条件下，现金和商业银行支票存款的比例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铸币税的数量。

即如果商业银行的支票存款为0，经济中需要的货币量完全由现金决定，此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的现金负债达到最大，不管资产负债如何变动，总的铸币税总额将等于现金数量（表现为每年利息收支差额m*r的一个永久收入流）。在另一个极端，如果经济中的货币全部由支票存款构成，那么**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余额将为0，没有任何铸币税收入。但不管怎样，**银行的铸币税将完全由其负债方的现金余额决定。

第二种情况：其他与上面相同，但对准备金不支付利息。此时铸币税将等于**银行的资产负债余额，当然，由于我们假定经济中货币需要量是不变的，如果货币全部由现金构成，那么铸币税仍等于m，与第一种情况不同的是，即使货币全部由支票存款构成，**银行银行仍然有一定的数量的铸币税收入，等于m*r（r为准备金比率）。

第三种情况：考虑经济增长（g）带来货币需求的增长（g）（仍然保持物价稳定），假定经济中支票存款和现金货币的比例不变。货币需求的增长使得**银行的利息净收入不断增加，如果初始的现金余额为m0，那么现金余额将以g的速度增长，那么利息流的现值将等于：

（1+r）m0/（1+r-g）> m0，r为市场利率（假定不变）。

有了如上的铺垫，我们便可以粗略估算一下我国目前的铸币税规模，我国目前准备金是支付利息的，假定其利息与资产方的各项一致，大约为3%左右，现金的余额为1.8万亿人民币，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的水平，那么铸币税规模将在1.95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这是在不导致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带来的，这与什么赤字货币化没有联系）。

但**银行的资产负债是不能动的，我们可以动用的资源仅仅是每年**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收益，这个数目少得多。要一次性的利用大量的铸币税资源，那么就有一个选择，将这些利息流进行资本化，依据前面相同的理由，我们可以以此为抵押发行相同规模的永久国债来取得一次性收入。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可以造成**银行帐面上的“呆帐”，把这部分钱永远“借”给其他机构，但不收利息，这实际上就是白给。

其后果是**银行以后收支相抵，没有利润，但是这个游戏显然是可以永远的维持下去的，当然如果给的数量超过了这一规模，那么**银行每年将入不敷出，其赤字的资本化也必然等于超过的这一数量。这无疑印证了一个经济学的古典理念：财富不是帐面的数字，而是未来的收益。

利用上面的结论，我们可以澄清一系列实际问题：

一、财政部欠款问题。在切断财政部向**银行直接借款之前，财政累计的借款已经高达1582亿元，时至今日，如何偿还这笔借款，成了财政部的一块心病。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什么难题，财政部偿不偿还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设想财政部通过国债发行取得收入来偿还**银行，为保持基础货币的不变，**银行又必须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即购买相同数量的国债，这样偿还的最终结果是**银行账上一笔“没有票据的借款”变成了一笔有票据（国债券）的借款。对**来说，以前不支付利息的借款变成了支付利息的借款，负担是增加了，但是另一方面**银行死帐盘活利息收入增加了，这一增加的数额又是归**的，因此**的财务状况没有任何影响。从表面上看，财政部把央行当成印钞机直接拿钱购买是一种“无耻”的征收铸币税的行为，而还了钱就没有这种担心了。

实则不然，不管怎样，信用货币制度下铸币税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通过收取每年利息流和一次性征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从存量来看，**银行目前应该有1.8万亿的铸币税，一次性使用1500亿（永远借用并不付利息），还剩1.

65万亿。财政部一次性支出了1500亿元偿还了**银行，抹掉了这笔直接的铸币税，但是在**银行账上每年便会多出一部分利息，将这部分利息资本化便恰好等于1500亿元，换句话说，**银行又多出了1500亿元的铸币税，由于**银行的收入归财政部，收支相抵，财政部拥有的实际的铸币税存量仍然为1.65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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