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泽尔在《产权的经济分析》一书中对产权模型进行了介绍，并在产权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多种经济问题，也包括公共领域，如排队配给与**控制。巴泽尔产权模型的要点包括现实世界的交易成本总是大于零的，而如果交易成本大于零，产权就不能被完整地界定。商品的属性是可分的，产权界定的困难使得某些属性不能完全分离从而成为公共财产，进入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的财产会被更易影响其收入流的一方所攫取（巴泽尔，1997）。
巴泽尔运用产权模型从排队配给开始，成功地分析了美国1973-1975汽油**控制后的一系列经济现象。与排队配给类似，大学教室座位的分配也可以看作公共领域的资源分配问题。以周老师课堂的座位分配为例，对于座位这一公共领域的资源的分配形式至少分三个阶段：
开学初官方未设置任何界限，选课生与旁听生一起抢座，先到先得，这是最为自由竞争的分配性活动；开学第三周起，官方设置了选课生的座位分配表，每位选课生有了初始禀赋，官方并设置平台供选课生进行自由交易，这相当于计划与市场并行，既有初始禀赋的限制又有自由交易的机会；开学第五六周起，尽管尚未完全发生，但根据《中国经济专题》课程的情况可以预见尽管仍然保留之前的制度，但由于部分学生积极性下降，座位的竞争减弱，制度几乎名存实亡，于是旁听生便可趁机抢得“好”位置，资源的分配又部分变为先到先得。由于周老师的课堂比较火爆，所以会随时间动态地出现三个阶段，对于某些比较冷清的专业课来说，一般就只有上述的最后一个阶段。无论是火爆的课堂还是冷清的课堂，座位选择的最终结果都是每一位参与者共同决策的结果，如果假设大家都是理性的，那么每一种情况下的实际结果都是相对最有效的，那么下面我将尝试利用产权模式来说明上述结论。
首先对教室座位的经济属性进行一下分析。北京大学属于国家的事业单位，其教室属于国有资产，因而从法律角度其所有产权归国家所有。然而，这样的界定并不能将其所有属性界定清楚。
比如利用教室进行学习的使用权归谁所有并不能具体的某个确定的人上，尽管依照学校规定和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北京大学在校生和选课生优先享有利用教室上课的权利，然而由于实际操作来区分非在校生和旁听生的话，成本将非常高昂，也即交易成本足够昂贵以致这样的约束并不能取得实际的效果，因而也就存在着教室被利用的属性分离的不完全的现象，不完全的分离就使得利用教室学习的属性成为公共财产，进入公共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后，所有人就都成了利益攫取者的潜在对象。尽管教室座位属于公共领域，但在初期竞争激烈时，座位不够，就是非共用品；在后期，座位足够的情况下就是共用品。因此，教室座位的经济属性就是公产中的非共用品或者共用品。
判断某种对公产的竞争模式是否有效率的一种办法就是看其资源损耗的大小，甚至是否会出现“公地悲剧”。下面我将用这样一种判据来说明每种模式下实际的集体决策结果的有效性并指出三种模式下最有效率的一种。
开学初的完全自由竞争。尽管也存在着一定的约束，比如学校规定和约定俗成的规矩，但是这些约束是很弱的，执行起来成本高昂，“约束的具体性质决定了竞争的边界”（巴泽尔，1997），由于竞争者极多以及约束极弱，竞争就不会限于学校规定和约定俗成的规矩，竞争的边界会扩大，于是先到先得，贴条占座等竞争方式就产生了。这两种竞争方式从本质上来看都是竞争者支付时间**来获取座位。
愿意牺牲睡眠时间早起来抢座的同学，座位的价值对他来说就比较高；不愿意早起而晚到甚至迟到的同学，座位的价值对他来说就比较低。早到的同学获得“好”座位的概率就比较大，晚到的同学获得角落座位的概率就比较大，因而，通过支付“时间货币”，每个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每个人的福利都实现了最大化，因而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竞争方式。但有人会说，时间的耗费降低了竞争的效率。
可是，我们应该注意，这里的先到先得和排队还是不一样的。排队由于是单线处理，排在后面的人，时间被大大浪费了，而时间支付难以通过交易变现，所以是确确实实的浪费了，所以是一种确实的浪费。但座位的先到先得和贴条占座确切地说仅仅在支付“时间点的价值”，即比如7点或7点10分或7点半起床的时刻的价值。
因为，占座只需要每个人到达教室后用不到两分钟确定自己的座位，剩下的距离开始上课的时间段内就可以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补觉，看书等。这样，每个人寻找座位花的时间是一样的，而且也没有浪费时间，每个人仅仅在自己喜欢的时刻起床而已。所以并没有耗费时间。
不过，这样的竞争确实会损害选课生的利益，比如如果旁听生不能占座位，那么即使他来的晚些也可能有座，但现在来得晚可能就没有座位了。尽管个体的利益会有所损失，但从总体来看，总体的福利却实现了最大化，因而是有效率的。
座位安排表出来后自由交易市场。应某些同学呼声，也或许考虑公平，助教组在第三周为大家安排了座位表，并在课堂上强调旁听生不应挤占选课同学的权利，另外考虑效率设置了网上自由交易市场。于是，一方面**的力量增强了对旁听生的约束，旁听生攫取公共领域的利益的行为有所减少，保障了选课生的利益；另一方面，每位选课生获得了初始禀赋，或许高于期望或许低于期望也或许正好和期望相符，按照设想，设置了网上自由交易市场，每个人可以交易座位来获取更大的收益，这样会提高效率。
然而事实如何呢？首先网上自由交易市场冷冷清清，没有一例成功交易案例，后来网上自由交易市场也就不了了之了。其次第三周上课，距离上课还有10分钟左右时，教室内大概只来了一半左右的人，远不及前两周的火爆情况，还有一些旁听生不敢占座在旁边位置上等着。
然后距离上课还有两分钟时，大家就都集中到中间那些还没有人的座位上了。上课后有人陆陆续续迟到。上面的事实说明了把公共领域的利益强行计划分配，然后按照禀赋自由交易的方案损失了效率，但集体的决策仍然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的最优结果。
座位按计划分配的结果是每个人的座位未必是自己想要的，于是配置在初始就是一种无效率的，这样在初始时就造成了效率的损失。尽管有自由交易的平台，但为何无人成交呢？我们要注意交易是有成本的，比如要投入时间，要付出物质**等，而好座位带来的收入不足以抵消这些成本，交易成本超过了交换产权带来的收益，于是交易就不能够达成，交易平台也就名存实亡了。
但这是大家理性选择的结果。对于晚到迟到的现象，每个人预期座位不会被抢，于是不用支付时间点**，节省了每个人的时间点**，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尽管集体决策的结果确实是给定条件下最优的结果，但仍然不能改变这样的制度安排确实降低了效率的事实。
座位安排表几乎失效后的自由竞争。尽管这种竞争情况还未完全显现，但可以预期，以后的情况会是部分同学不来上课，部分旁听生中途放弃，于是真正竞争的人数会减少，这时座位量是足够的，于是座位就成了公产中的共用品。这样一来，喜欢自己座位安排的，可以到自己的座位上，不喜欢的可以到别人放弃了的好座位上，剩余的旁听生也可以找到座位坐下。
如此，皆大欢喜。效率自然是可观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那些放弃听课的同学，他们自动放弃了利益来增加别人的利益。
尽管剩余的人个体利益最大化了，但资源却没能充分发挥效用，造成了利益损失。
综合上述三种情况来看，不同的产权模式带来了不同的结果。第一种情况，在公产利益自由攫取且竞争不会带来总体损失的情况下，尽管某些个体会有利益损失，但公产得到了最大的利用，效率最高；第二种情况，计划随机安排公产分配，在交易成本足够高的情况下，交易不能实现，于是效率损失，最差；第三种情况，某些竞争者的自动退出提高了剩余个体的福利，但公产并未能完全发挥作用，也有效率损失，次之。所以，综合来看，第一种情况最好，第三种次之，第二种最差。
参考资料。1 巴克尔《产权的经济分析》
2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程论坛《新制度经济学》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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