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译文。
没有发展前途的工作和昂贵的大学学费可能阻断社会地位的提升。
阿伦· 伯恩斯坦。
1］最近人们常常谈论美国的“沃尔玛现象”——美国就像零售巨头“沃尔玛”一样，千方百计控制成本从而将**降到最低。但多年来，即便在经济迅速发展的20 世纪90 年代，美国各大企业早已引入了沃尔玛式的策略来控制劳动力成本。他们采取了各种办法，诸如雇佣临时工和兼职人员、同工会斗争、消除内部晋升机制，以及将制造环节外包给国内外人力成本较低的承包商。
2]尽管这些策略在降低消费品**方面成效显著，但在其他方面却造成严重损失。一本名曰《低工资的美国：企业主如何再造岗位就业机会》的新书中提到，超过劳动力人口总数1/4 的约3 400 万名工人因工资低、工作没有前途而陷入困境。
此外，很多中等收入的高级技术人员的工作机会也在减少，因为企业正将工作外包给分包商和临时**机构，并将更多的白领工作转移到中国和印度。
3]这种情况动摇了美国社会最受重视的价值观之一：使国民有能力在有生之年不断提高经济地位。以前，大多数美国人，即便技能不高也能找到薪水低的门房或工厂工作，当有了工作经验并拿到更高的工资时就逐渐上升到中产阶级。
但在20 世纪7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的繁荣消退之际，社会地位提高的劳动者人数开始减少。80 年代，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使蓝领阶层的工资大幅度下滑，工人向上升迁的趋势更大大减弱。
4]在生产力回升、经济蓬勃发展的20 世纪90 年代，许多专家曾指望上述趋势可以逆转。诚然，那时的收益颇多。人才紧缺的劳动力市场几乎使每个人的工资都在**，从而使长期以来工资不断下降的状况有所好转。
大学入学率和房屋拥有量快速飙升，“美国梦”惠及更多的家庭。连社会最底层的人都享受到了低利率和更高工资带来的好处。根据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德华n 沃尔夫所作的一项研究，就连当时最贫困家庭（以资产净值少于5 000 美元为衡量标准）的数量都略有减少。
5]但令人惊讶的是，新的研究表明，30 年中最好的经济态势都没能重振美国人一向沾沾自喜的“向上升迁”的传统。这些新的研究对一些个人和家庭进行了多年的跟踪调查，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自相矛盾的画面：在20 世纪90 年代，尽管当时美国的财富急剧膨胀，靠网络起家的百万富翁数以千计，传统的企业却在砍断职业的晋升阶梯，以致那10年中能够提升经济地位的人比以前更少了。
6］根据劳工统计局的两位经济学家乔纳森d 费希尔和大卫s 约翰逊对截至2023年10 年间的收入趋势所做的分析，在20 世纪90 年代，相对的地位变迁率（即收入档次提高和下降的美国人占人口总数之百分比）下降了两个百分点，降至62%。两个百分点听起来可能不算什么，但想想处于飞速发展的美国经济原本可以为人们提供多得多的升迁机会，那么下降两个百分点就是坏消息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j 海克曼说，从本质上看，“近些年的一大发现就是过去美国社会有很强的上下流动性，而现在不是了。
”7]实际上，两位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对30 年间家庭收入的分析表明，不论收入水平高低，10 年间滞留于同一个收入档次的人数在20 世纪90 年代有所增长。所以，尽管经济的繁荣使门房和办事员的工资在20 世纪90 年代末上升了5%~10%，他们中很多人仍是门房和办事员，只有很少人争取到收入较高的位置。拿伊梅尔达罗曼来说，她在密尔沃基一家非营利性机构做咨询工作，年薪为3 万美元，折算通货膨胀因素后，这位33 岁的单身母亲的收入水平和她十几年前做校车司机所挣的2.
7 万美元差不多。罗曼希望能回到大学去进修，为前程增加砝码。她说：
“如今很难找到可以逐步得到提升的工作，而有个学士学位就多些竞争力。”
8]罗曼面临的情况是社会经济渐渐出现了阶层分化。如今能否晋升越来越取决于大学学历，而取得大学学历的人大多是其父母已具备经济实力或受过文化教育。问题是，对大多数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的文凭是遥不可及的。
虽然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进入大学的人数剧增，但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的子女只上得起社区大学，而这类大学通常不授予学士学位。2001 年拿到学位的贫困学生比率不足5%，跟30 年前没什么两样。这一结论是托马斯g 莫申森根据人口调查局的数据分析得出的，他在衣阿华州的俄克鲁萨出版了一份教育时事通讯。
9]随着那些没有或不能取得学位的人滞留在社会底层，“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进步趋势—-美国社会生活的主流—-逐渐消逝。去年，惠奇塔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大卫w 莱特与其两位同事更新了1978 年的一项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此研究关注的是子辈相对于父辈在社会和经济地位方面进展如何。综合教育、收入和职业几方面因素对社会阶层做出定义之后他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3 个阶层的家庭中，20 世纪90 年代的子辈较之60 年代的子辈提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变小。
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发现，截至1998 年，其父辈社会地位处在最底层的子辈当中，只有10% 的人成功地进入了上层社会。相比之下，根据1978 年的那次研究，在1973 年这一数字是23%。与此类似的是，在20世纪90 年代，在其父辈属于社会中上层的家庭中，子辈们只有51% 保持了与父辈同等的经济地位或超过了其父辈。
而在60 年代，这一比率是63%。
10]麦克尔a 迈克里曼和他的家庭就是一个例子。迈克尔现年33 岁，有两个小孩，是宾夕法尼亚州新荷兰的居民。他过去10 年里一直在诸如“达美乐”和“必胜客”这种比萨饼连锁店里工作。
他通过努力最终当上了副经理，但却发现，要是做个运输司机他能挣得更多，每小时算上小费可以挣9 至12 美元。他和做酒店接待员的妻子每年只挣4 万美元。这跟他做炼钢工人的老父亲大卫i 迈克里曼每年6 万美元的收入相比差得远了。
迈克尔说：“我省吃俭用，节省每一分钱，为孩子们积攒上大学的学费。我们夫妻俩都是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没能上大学。
”11]恢复美国国民社会地位上升力不是“知道要做什么”的问题，而是“要设法使之实现”的问题。多年来，专家们对学校教育弊端的谴责声不断，但整顿这些问题要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同样，虽然大学越来越难进的问题屡遭警示，但即便在财务盈余的年代教育**短缺也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有个激进的办法是：给大学以中学的待遇，即由纳税人负担公益开支。**候选人、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提出过，在所有社区大学和公立大学里，如果有大学生肯在一周内工作10 个小时，就免除该生第一年的学费。
这也许永远不可能实现，但很显然，如果说美国在**年代没能摆脱悄然之中渐渐凝滞的社会流动性，它应该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做些改变，以扭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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