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低工资制。
虽然经济学家经常提出实施最低工资制的弊端和消极影响，提醒人们注意观察实施最低工资后的实际效应，从而引出了把最低工资作为“扶贫”措施是否具有实际效应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在大多数国家中仍然没有取消最低工资制的迹象。
从经济学理论上说，根据传统的劳动经济学供求模型分析，把工资增加到均衡水平之上就会导致低就业。虽然较高的工资有可能提高生产率，减少旷工和跳槽，但如果**通过最低工资立法而强迫企业提高工资，那么生产率的提高也可能大部分被工资增长的部分所抵消。
在存在不完全信息的劳动力市场上，最低工资可能会增加就业。由于不完全的流动性，企业面对的是一条向上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实施最低工资制意味着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这就阻碍了企业增加雇用员工。
近年来劳动经济学中许多统计研究表明，最低工资对就业所产生的影响即使是积极的，也必然是微乎其微的。
在经济学界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见解，比如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加文·莱特教授从经济史的角度指出，最低工资制在美国南方的经济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最低工资制促使南方进行了许多变革，使不少就业者从低收入行业转移到支付高工资的新兴行业中去。
另外有人认为提高最低工资的一个优点是，通过扩大低收入者的实际收益以及就业者之间的工资差别，加强了对工作努力程度的促进和激励。此外，有效的最低工资也可能提高生产率，使劳动力需求曲线右移，从而抵消最低工资可能导致的任何失业。
目前关于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在经济学家中间尚未取得一致性的看法，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有数百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成果并未能够从理论上支持最低工资制，但也不足以从理论上完全推翻这一政策措施。
那么，最低工资制是战胜或减少贫穷的有效**吗？迄今为止的多数研究表明这取决于有多少人受益于最低工资所带来的实际收益，并且这些人中间有多少是真正属于弱势群体的。根据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项研究结果，最低工资提高所增加的工资报酬中，只有19%进入贫困家庭。
因此，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最低工资制经常是一种事与愿违的相当迟钝的“扶贫”工具。但最低工资制作为一个政治工具的有效性，使其的产生和存在成为可能。
二、大学生助学贷款机制的设计。
收益：1.对社会而言，助学贷款是对科教兴国战略的投资。
助学贷款以金融手段支持家庭教育投资，使不同收入家庭的学生都能平等地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有助于促进人才培养和社会公平。另一方面，扩大招生作为刺激消费的一种手段，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经济发展。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可以满足城乡居民教育支出意愿，缓解当前就业压力，学生所必需的日常消费也将有效地拉动内需。
2.对个人而言，助学贷款是个体人力资本的投资。
学子凭借助学贷款顺利完成学业，以知识服务社会，得到巨大的经济性与非经济性的回报，这无疑是对自我成才的一种投资。另一方面，提倡学子以信用为抵押、以学业为保证，贷款上学，自付本金和利息，对自我成才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也有助于培养学子的独立人格和诚实信用品质。
3.对银行而言，助学贷款是获取营业收入的投资。
助学贷款在银行账目上表现为资产项目，经办行发放贷款帮助学子完成学业，会获得相应的业务收入--贷款利息，其中一部分利息**于国家财政的贴息，另一部分**于借款人的直接支付。这种商业性运作不但有利于银行拓展业务领域，改善信贷结构，提高经济效益，还具有培养优质客户，树立行业形象，推销金融品牌，扩大市场份额的战略意义。
总之，无论是个人、国家、还是银行，都是助学贷款投资的受益者。成本：1）操作成本高，利润很难保证。
对于银行来说，助学贷款比数多、金额小，操作一笔助学贷款所付出的劳动与带出一笔大额贷款所付出的劳动基本等同，一旦发生呆坏账，收回贷款的成本要远远大于贷款本金。与其他个人消费信贷——银行与借款人一般均在同一城市，易于贷款后的管理和监督不同，国家助学贷款的借款人学生在毕业后就业的不确定性，使银行很难掌握其今后的行踪，控制能力极弱，是否按时还贷几乎完全取决于学生个人的信用、道德观念以及学生实际的经济状况，由此带来的到期贷款归还和催收工作将会耗费很多财力、人力，使风险管理成本加大。
2)风险大，补偿不足，徘徊在政策与市场之间。
国家助学贷款属政策性贷款，其目的是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因而贷款条件要符合这些学生的特点。同时，国家助学贷款又是由商业银行通过市场运作。这其中就产生了矛盾。
因为商业银行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企业，作为企业，银行必须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运行，降低不良贷款的比例是银行得以生存的前提。然而，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无担保、无抵押、无质押，纯粹意义上的信用贷款，他同其他代公益性质的举措一样，主要来自**部门的行政指令，尽管这种指令对国家助学的推行起到了强有力地推动作用，但由于有关制度的不完善，银行的成本和风险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基本上是靠银行自己来消化，这和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有一定的矛盾，使得国家助学贷款本身就带有潜在的风险。随着银行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银行在考虑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运作，这些问题极大的影响了银行的贷款积极性。
三、新劳动合同法。
成本：《劳动合同法》与旧的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相比，就制度设计本身而言，虽然并未。
提高企业的守法成本，但是提高了企业的违法违约成本却是不争的事实。再加上这部法律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广泛而激烈的争辩，唤醒了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也对**执法上的不作为和企业违法违约行为形成了强大的**压力。民意对这部法律强有力的支持，必然会使继续通过实施违法违约，损害劳动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不法手段获利变得更加困难，这无疑对那些不法并准备继续不法的企业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其成本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
而对企业整体而言，这部法律虽然没有直接提高它们用工的守法成本，但违法违约成本的提高，必然促使它们适应新的法律环境，加强和改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以防范违法违约损失的发生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这必然会导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成本的提高。
收益：由于人力资源开发、维护等用于人力资源管理的投入增加，会大大提高企业人。
力资源的质量，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从而提升企业获利能力。以长远和整体的眼光看，企业积极能动地执行这部法律，将会起到降低企业产品的单位成本，提高企业总收益的作用。1、企业普遍积极能动地执行《劳动合同法》，全面、切实地保障劳动者获得报酬、福利、社会保险等物质待遇的权利，将会达到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提升社会购买力，为企业经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创造机遇的目的。
企业抓住这个机遇扩大经营规模和生产规模，必然会获得更多的规模收益。同时企业抓住这个机遇扩大经营和生产规模，也会达到消化过剩人力资源、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培育更加旺盛和持久的市场购买力的功效；
2、企业普遍积极能动地执行《劳动合同法》，全面、切实地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的权利，除了能使劳动者有更多的闲瑕时间用于消费，从而提升社会购买力，扩大企业经营和生产规模外。还可以使劳动者身心疲惫得到及时缓解和消除，达到提高劳动力的再生能力和劳动者劳动效率的功效，从而提升企业的总体获利能力；
3、企业普遍积极能动地执行《劳动合同法》，主动克服劳动合同短期化倾向，有利于企业通过加强劳动者职业生涯规划管理，协调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个人目标与企业利益、企业目标保持一致，从而减少劳动者个人利益、个人目标与企业利益、企业目标的冲突造成的低效率，促进企业的成长和获利水平的提升；
4、企业普遍积极能动地执行《劳动合同法》，民主、科学地制定和健全人力资源战略规划、评估定价、以及员工招募与甄选、培训、考评、保障等管理机制，有利于保证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约束员工背离企业目标的行为，也有利于减少企业内部的人际冲突，增强企业内部的人际和谐，从而大大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全面提升企业的获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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