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北大 120 年：时代与传统的精神变格。
2 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严复。
3 严复：曾以一己之力救北大于危亡之中。
4 蔡元培执掌北大。
5 从这里开始不一样的精彩。
6 由北大历任校长演讲，管窥北大精神的时代变迁。
7 何谓北大真精神？ 闻朔。
9 北大使命再追问刘军宁。
10 北大之精神马寅初。
11 科学精神，托起民族复兴的希望柯教平。
12 为自由鸣炮胡德平。
13 未名湖畔的擎烛人——记北京大学史上任期最久的校长蒋梦麟。
14 严复 ：一个海军留学生的转型之路。
15 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 | 与归。
16 我们有科学传统和科学精神吗？易中天。
17 晚清大变局——清王朝的失误雷颐。
18 变与不变的哲学 | 戊戌变法 120 周年陈旭麓。
19 王德威：从鲁迅到刘慈欣。
20 美育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朱志荣。
21 美好社会从何而来？熊培云。
22 这个时代还能出现蔡元培吗？傅国涌。
23 为什么德国忏悔，日本和中国不忏悔？ 徐贲。
24 中国人为什么难以忏悔？朱大可。
25 我唯一害怕的，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
26 周国平北大最新演讲实录：人生的三个觉醒。
27 北大校长对学生的期望。
28 北大校长理解的学校使命。
29 龙应台北大演讲：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
30 金庸北大演讲稿。
北京大学已经走过 120 年，它自身的历史几乎就是一块化石，映射和记录着中国从近代至今的精神脉络，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成就了北大的过往，而人们也希望，这样的精神可以成就北大的未来，甚至可以将这样的精神拓展到更广阔的空间。
对很多人来说，北大就是承载希望与梦想的精神高地，就如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好像鲁迅之故乡之于他的记忆， 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
镜头暂时推回到 1978 年。
那时，高考刚刚恢复不久。北大的校园里，学生换上了时兴的喇叭裤，坐在亭阁的绿荫下，手上捧着英语读物。还有的同学手持手风琴，练习合唱。
篮球场的旁边依然能看到“建设四化”的标语，食堂门口的宣传栏里，已经贴上了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消息。
这是北京大学校庆宣传片的一个拍摄现场。饰演当年学生的演员都是如今来自北大各院系的本科生，富有活力的校园场景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景观。许多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都会将那段时期看作北大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共振。
恍然间又过去了整整 40 年。2018 年 5 月 4 日，是北京大学建校 120 周年的纪念日。这所高等院校几乎见证了从晚清到 21 世纪的中国历史，在许多重要的时代转折关头，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它成立于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家国天下的精神基因，又在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发展的典范。它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让文化和学术得以存续，也曾在。
贴满标语的年代，趟入时代的泥淖之中。
北大的意义就是，几乎在所有的时代中，它一直在尝试有效地回应社会的变化，而不是逃避。”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的发展早已经超越了教育史的范畴，它成为了近现代历史的缩影，社会精神状况的标尺。在与时代的共振与牴牾中，北京大学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传统，但这个传统本身却充满了自反性。它经历了不断的确认和改写， 也有过多次断裂与重启。
许多人试图用简洁的词语去捕捉它的特征，最终却留下了日益繁多的文字注释。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北京大学没有校训，也没有校歌。
到了近四十年，北京大学依旧是时代列车的关键一节。“它经过好几次急转弯，在任何一次急转弯都会甩掉一些人。”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陈平原长期关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出版了多部与北京大学相关的著述。“我们只知道这个列车是不断在往前走的，这个大的方向是没错，那中间的急转弯被我们给省略了，就变成了一条直线。”他补充道。
大步奋进的经济潮涌、泥沙俱下的思想分流、互联网时代的众声喧哗，都在这所学校的发展中留下了烙印，让它成为了具有多重面孔的符号。
一方面，北京大学是教育和科研的重镇，科学与思想的孵化器。在 2017 年。
双一流”学科评级中，北京大学以 41 个一级学科占据了高校榜单首位。其文科的地位仍然稳固，在整体上国内院校无出其右，理科的实力也有目共睹。
另一方面，作为精神传统和历史记忆的现实载体，北京大学不断面临着社会情绪的碰撞。它的自我更新机制一度变得滞重，它的改革和转变也常常引起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精神内核依旧存在，在潜移默化中，寻找着时机，并在必要的时刻，让精神和历史的余温重新变得炽热。
1917 年，北京大学第一次举办了学校纪念活动，“临时由学生数人发起”， 刊印了《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将建校的缘起定在了 1898 年戊戌变法期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校庆纪念日则选为 1902 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的 12 月。
17 日。时任国文系教授吴梅为此专门填写了一首纪念歌，提到“逊清时创立此堂斋。”
1901 年，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和教员们在北京和嘉公主府梳妆楼前合影。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和嘉公主府（四公主府）成为京师大学堂，梳妆楼于 1899 年改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从一开始，大学堂的创制便与学制的变革紧密相关，而教育体制的新变又附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版图之中。新旧思想的对立仍然激烈，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守旧派，还有一直致力于改良的洋务大臣们。
1898 年 6 月，光绪皇帝则在《明定国是诏》中提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但谕令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落实。后来，梁启超负责起草了《奏拟大学堂章程》。
戊戌变法很快以失败告终，但京师大学堂却能在政治的漩涡中保存下来。虽然新旧的立场存在差异，但教育体制的变革却与掌权者的政治利益并不直接冲突。在戊戌变法之前，洋务派已经开始了在教育层面的尝试，通过创办同文馆和新式学堂，培养翻译和技术人才。
但整体而言，洋务学堂的内容和规模非常有限， 且被梁启超等人批评为“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
随着政治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变革逐渐深化到体制和思想文化层面。2023年，改革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李端棻上书光绪帝，奏请广开学校，在各省设立学堂，在京城设立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
”同一年，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鼐也上书奏折，主张创办大学堂。为了避免受。
到保守派的攻击，他明修栈道，搬用洋务派大臣张之洞的“体用论”，为新体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1898 年 9 月，光绪帝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管学。
大臣意味着孙家鼐既是统管教育事务的**，也是大学堂的“校长”。尽管已经强调西学不会凌驾于中学之上，孙家鼐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却暗度陈仓，让西学占据了更多的部分。在梁启超所起草的课程计划中，西学也占了绝大比重。
至于大学堂的定位，无论是生源的性质，还是毕业之后的去向，都显示出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不是以学术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和研究机构。1912 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梁启超修正了变法时的观点，将大学从致仕的传统脉络中完全脱离出来，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地，学问为神圣之事业”。其所培养的不是传统的**，更接近于兼具传统和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我们（北京大学）是近代的产物，脱胎于旧的社会，必然有过去士大夫精神的遗留。另外还有一个，它是最早接纳西方的产物。这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北大的传统从源头上就有两支，到后来的蔡元培和五四时期，就基本成型了。
”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林齐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1898 年的最后一天，京师大学堂本部终于正式招生。但遗憾的是，曾经的现代知识方案随着变法者们的身死或流亡而无从兑现，梁启超设计的课程被传统的儒家经典所取代。此外，学堂的风气也很差。
在当时一些人的记忆中，几乎每个学生都带着一个随从，上课的时候，他们便来通知“老爷上课了”，于是这些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睡眼朦胧地带着一个听差到课堂去”。
1900 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携光绪逃离京城，京师大学堂陷于瘫痪。
状态。在民族主义振荡的时代关头，大学堂终于显示出它创始初期的尴尬地位。两名教习被义和团杀害，藏书楼被焚烧，许多图书也被“丢进了水井和池塘里”。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又损毁了大学堂的图书和仪器设备。
直到 1902 年，大学堂才重新开办起来。第二年，沙俄侵占东北，拒绝撤兵， 此举激发了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应。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学”，集会**。
时任大学堂日语助教的范源濂当众演讲。据当时的《苏报》记载，此人“素有血性，言至痛哭流涕。同学齐声应许，震撼天地。
”这是北大****的一次先声。
1906 年，蔡元培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担任教员，第一次与这里结缘。范源濂则在后来担任教育总长，并邀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23 年，北京大学 25 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曾经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内容涉及救国方法、外交关系和重要人物。在问到国内的“大人物”时，有 473 票投给了孙中山，陈独秀和蔡元培分列二三位。
陈独秀和蔡元培作为北大的两个关键人物，其行事风格和思想主张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为北大精神的内在张力打下了最初的烙印。如果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那么蔡元培则是舞台的搭建者和花园的奠基人。
早在 1912 年担任教育总长的时候，蔡元培便已经开始了他对于现代教育体制的设想。不久，他在中国公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强调“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唯一之怀想”。同年 10 月，他主持起草《大学令》，提出建立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后来，这成为北大“教授治校”的制度基础。
1916 年秋天，蔡元培接到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当时被看作是一个烂摊子。据顾颉刚回忆，那时的北大“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一些家境优渥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
在这样的节点，蔡元培不顾旁人的劝阻，选择接受邀请，借此践行长期以来的教育理念。
多年以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评价“蔡元培神话”时，不禁感叹一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然如此配合默契。“处此新旧转化之际，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也没有不可挑战的权威，乃‘尝试’各种新制度的最佳时刻。” 他这样论述道。
也正是混沌的时代症候，让一个学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让大学的精神因此得以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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