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时机是否合适，也常常是各级施政者决策中的一道难解的课题。
谁都知道，深层改革，尤其需要宽松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但不无吊诡的是，危机从来就是改革的催化剂。中国30多年来的每一步重大改革，几乎都属于“压力逼进型”而非“利益诱致型”。
我们现在还处于“际金融危机的后处“期，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转型期。改革的环境很不宽松。但这里恰恰有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契机。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可以给应对危机中的人们更多的生活安全，给发展转型中的经济更多的内在动力；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可以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弥补**和市场的失灵，更为有效地消解社会郁积的矛盾，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流动机制改革，可以尽可能地让每个人凭借其自身能力通过公平竞争，获得更为平等的改变境遇的资源、更为公正的就业发展的机会和更为多样的向上流动的渠道；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可以在教育医疗文化诸方面更好地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
环境宽松之时，我们或许会忽略深层改革的紧迫，而尽兴地去创造、分享发展的红利。而当环境趋紧之际，我们则很可能更加谨慎，甚至踌躇不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当下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已难以再现，各种社会矛盾正日渐积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有前车可鉴，深化改革，我们不应有轻易的忽略或犹疑。
改革的选择有无替代，则是更多各级施政者实践中的一个自然的考量。
正是担忧改革的风险，等待改革的时机，不少地方**将施政的精力全部投注于抓发展、重民生、促和谐，满心期望以此来替代改革、置换改革。
确实，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但是，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未经转型、并非科学的发展还可能不断积累问题，生成问题，激化问题。
今天的发展，究竟是谁来发展，为谁发展，发展的成果由谁共享？究竟如何解决发展中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土地滥占等问题？究竟怎样改变投资出口主导经济增长、**权力配置生产要素的格局，实现内需拉动的发展战略、消费主导的经济平衡？
显然，这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资源**机制和**职能转换等配套改革。
确实，民生是国计的起点和终点，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和标识。更要看到，民生深处是民权。从温饱需求的满足，到小康生活的建设、幸福人生的追求，从经济自由的释放，到社会空间的开拓、政治权益的保障，民生的内涵在不断深化，民生的品质在不断提升。
而且，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中，民生进步才会有更坚实的根基和更深广的意义。
确实，社会更加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当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让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利益表达的权利；就要寻找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从制度的层面而非单一的政策层面上，从改革的全面深入而非单一的行政推进中，去理顺多元化的利益关系，扶持边缘化的弱势群体，遏制膨胀化的权贵资本，惩治弥漫化的腐败现象，从而构建良性的官民关系、劳资关系，消弭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分化。
改革需要理念和设计，更需要信心和行动；改革需要智慧和能力，更需要勇气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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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2023年第4期半月评论 改革,要落地生根
当然，我们还要构建更科学的政绩考评体系 更公平的干部任用制度和更宽松的试错容错机制，激励基层积极性，提升改革执行力。还当开拓自主创新的改革空间。我们已经有了顶层设计，绕开了短期化 碎片化的改革误区。我们还得有基层创新，再科学的设计也涵盖不了精准的细节，再完美的蓝图也替代不了实践的探索。不解决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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