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自1996年以来的第二次修订，关于逮捕制度的修改内容涉及到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审查逮捕讯问、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等。
一、逮捕制度的改变。
逮捕”一词最早见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其后有人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原意为押解、囚禁罪犯。
现代法意义上的“逮捕”是一种审前羁押措施，是在较长时间内剥夺公民自由的最为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由于逮捕所针对的是未决犯，且监禁时间较长，适用不当将会使公民人身自由受到严重侵害。因此，法律必须严格控制对逮捕的适用，其严格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更甚于对刑罚适用的法律控制。
为保证逮捕适用的谦抑性，刑诉法一方面要贯彻逮捕法定原则，严格规定逮捕适用的条件和程序；另一方面要按照比例原则建立完善的强制措施体系，强制措施种类与犯罪轻重、社会危险性程度相适应，使逮捕有相应的替代性措施，以减少逮捕适用率。
然而，旧刑诉法规定的作为逮捕替代性措施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两者适用情形雷同，对于逮捕的替代性作用不强，导致司法实践中逮捕率偏高，强制措施种类与犯罪轻重、社会危险性程度严重不适应，不符合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又称“相适应原则”，不仅是限制强制措施适用的诉讼原则，而且是大陆法系公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比例原则的含义，根据德国基本法规定，任何限制公民权利的法律必须符合基本法的目标，只能使用必要的、适当的手段，并尽可能少地干预公民权利，**限制公民自由和权利的行为必须受到控制。就强制措施来说，其适用和期限应与犯罪的严重性和可能判处的刑罚相适应，或者成比例关系，并且在所要实现的司法目标和对公民权利的损害之间寻求平衡。
例如在适用逮捕措施时，就需要考虑可能会给公民权利带来以下损害：（1）人身自由损失；（2）社会交往中断；（3）被羁押后的经济损失；（4）行使辩护权利的困难；（5）审前羁押对后来实现刑罚惩治功能的不利影响；（6）初犯、轻微犯、未成年犯等在看守所内被“二次污染”的可能性（对于必须羁押的可实行与重犯、惯犯、已决犯等分离关押的措施）。通过对以上因素进行充分衡量，当所要实现的司法目标价值如平衡犯罪的严重性、嫌疑程度，以及程序保障、社会预先防护所带来的价值，大于对公民权利的损害时，就可以适用逮捕措施。
鉴于旧刑诉法存在的不足，新刑诉法对强制措施体系进行了较大修正，一方面改造监视居住制度，对于符合逮捕条件的，具有某些情形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监视居住，使之成为逮捕的替代性措施。尤其是将监视居住场所分为住处和指定居所两种，使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具有准羁押性质，更有利于减少逮捕率；另一方面增加应当逮捕的情形，规定对于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新刑诉法的上述规定，使强制措施体系具有了轻重搭配的层级性，较好地体现了比例原则。
对于新刑诉法规定的逮捕制度，可试作以下分类：
1、绝对逮捕：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2、相对逮捕，可分为两种情况：
1）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以上社会危险性条件需要证据证明和审查判断其可能性，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不应当逮捕，故属于相对逮捕。
2）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3、相对不捕：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监视居住：（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四）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二、如何把握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
旧刑诉法没有明文规定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2006年高检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其中第六条规定了“有逮捕必要”的情形：（一）可能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危害社会的；（二）可能毁灭、伪造、转移、隐匿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三）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四）可能实施打击报复行为的；（五）可能有碍本案或者其他案件侦查的；（六）犯罪嫌疑人居无定所、流窜作案、异地作案，不具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七）对犯罪嫌疑人不羁押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其他情形。
但由于该规定的法律效力层级较低，不能为“逮捕必要性条件”提供统一的司法标准，导致检察机关难以据此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有逮捕必要”的证据。
新刑诉法第七十九条明文规定了“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两相对比，可以看出高检院规定的七项情形，其中大部分为新刑诉法所囊括。
对于没有囊括的，例如铁路刑事案件中常出现的犯罪嫌疑人居无定所、流窜作案、异地作案等情形，不具备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实践中可以采取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措施。
逮捕的目的是程序性的，而不是实体性的，不应具有惩罚功能。因此，适用逮捕除了要具有重大犯罪嫌疑和满足刑罚条件外，还必须在保障程序和实现社会防卫目的上确有必要，也就是说逮捕必要性一是要提供程序上的保障；二是要防止发生新的危害社会行为。所谓提供程序上的保障，一则是保障按时参与诉讼，如新刑诉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第（五）项情形；二则是保障侦查顺利进行，如该条规定的第（三）、（四）项情形。
所谓防止发生新的危害社会行为，实际上是出于社会防卫目的，保障公共安全的预防性羁押，如该条规定的第（一）、（二）项情形。
由于新刑诉法明文规定了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不仅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犯罪事实方面的证据，还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逮捕必要性的证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逮捕必要性的证据不同于犯罪事实证据，其功能不是证明事实已经发生，而是证明事实“可能、企图发生”、“有发生的现实危险”。而对于尚未发生的事实是无法证明的，只能是根据现有证据按照经验法则进行推测，这种推测可称为预先推定。
预先推定不同于实体法上的推定，实体法上的推定是从已知事实推论出另一事实的存在。而预先推定是从已知事实推论出另一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因此，预先推定主要依据经验法则，通过事物之间的常态联系和因果关系，判断未来事实发生的盖然性，而这种盖然性只需达到优势即可，不必是高度盖然性。
例如，对于犯罪嫌疑人系危害****犯罪、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系盗窃、诈骗等惯犯的，有吸毒、赌博、斗殴等恶习、被劳动教养过的等，可以预先推定犯罪嫌疑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而对于犯罪嫌疑人没有固定住所、认罪态度不好、先前有妨害司法行为的，犯罪后自杀、自残、逃跑的，有同案犯在逃的等，可以预先推定犯罪嫌疑人有逃避、妨害诉讼的可能，而有逮捕必要。
在审查“逮捕必要性”的证据和作出预先推定时，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以增加逮捕程序的透明度，防止滥用逮捕权，保障逮捕适用的公正性。
三、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
新刑诉法规定逮捕后，检察机关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在十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检察机关。
对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实践中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依职权定期进行审查。新刑诉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捕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时限。考虑到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可以规定在逮捕后每隔十日定期进行审查，一旦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立即建议有关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2、依申请随时进行审查。检察机关在收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护律师的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后，可以随时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在检察机关收到申请后未予审查，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不服检察机关审查决定的，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上一级检察机关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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