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初阶》读后感

任何一种学问的入门，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方向搞错，南辕北辙；路径、方法不对，事倍功半。考古学尤其如此。新近出版的严文明先生的《考古学初阶》，就是一本深入浅出的考古学入门指南。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严文明先生在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长期讲授“田野考古学”“考古学导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等课程的讲义，其中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两部分更是2024年为周原考古工地学员现场授课的讲义，讲稿曾多次打印分发。此外还有为一些重要论著所写的序言，体现了先生对诸多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独到见解。很多中国考古学者，无论是否是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都受到过严先生这些思想的影响。

我就曾经数次在课堂上聆听先生讲授相关课程，从本科生听到博士生，每一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虽然源自西方，但中国考古学家立足于极为丰富的本土考古资料，理论联系实际，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有诸多发展。严文明先生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这个文集里收录的严先生有关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论述，基本都是他数十年以来从事考古学研究和教育的经验总结，绝非简单照搬和空发议论。

对希望真正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先生才在“前言”里说，“本书虽说是考古学初步或入门的性质，但也体现了我对考古学的若干深层思考，并提出过的一些重要的见解。”

什么是考古学”这样的基本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该书的第一篇《考古学与历史学》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考古学就其研究人类历史的目的来说，也具有人文学科的性质；但就其研究方法来说，则基本上属于自然科学”（第14页）。考古学总体上作为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之一，当然也需要不少与人文学科相关的研究方法，但作为考古学研究基础的田野考古学，“基本上是运用科学方法和相关技术以获取可信的考古资料”（第14页），而且这些田野获取的资料还需在实验室进行各种科学分析。

所以这里严先生强调了考古学的自然科学属性。今天中国的科技考古兴旺发达，与严文明等老一辈考古学家的理解和支持有密切关系。当然，考古学并非自然科学本身，考古学最终还需回到人文，还得整合信息、深层思考，回答人文历史方面的问题，以达到鉴古知今、启迪未来的目的。

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快20年了，回过头来再读严先生20多年以前写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一文，感觉一点也不过时。先生谈到年轻人对五花八门的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困惑，赞成张光直先生提出的“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和技术国际化”的主张，但特别强调“我们提倡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各种考古学理论的哲学基础”（第23页）。还提出判断考古学理论方法“好坏”的标准，就是能否有效地处理实物遗存资料，获取更多信息，能否有效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及其规律。

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国外的很多考古学思潮，过程主义、后过程主义等，虽然异彩纷呈，各有所长，但大多比较偏颇，往往矫枉过正。只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对其进行辨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应用，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先生还谈到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首先要加强对于中国相邻地区的研究，其次是对世界古老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第三是和一些考古学比较发达的国家的交流（第24~25页），这都是十分中肯的建议，这20多年的中国考古也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在走向世界。

田野考古发掘的理念、方法和技术近些年有了不少进步，但读40多年前严先生的《考古遗址发掘中的地层学研究》一文，仍然给我们很多启迪。比如考古发掘理念方面，严先生建议“选择最能代表遗址性质的关键地段首先动土”（第30页），这是宝贵的经验总结。2024年严文明和俞伟超先生带领北大学生在周原考古，就是因为当年发现了凤雏和召陈的宫殿建筑，遗址的重要地位一下子就清楚了，遗址得以有效保护。

“否则挖了许多，还不能对整个遗址的性质和学术价值做出确切的估计”，下一步的发掘计划难以制定，遗址保护也缺乏依据，就会很被动。再比如对房屋的发掘，先生提出“以每一层而不是以整个房屋作为一个共存单位”（第47页），这样的“每一层共存单位”，其实就是国家文物局2024年发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里面特别新加的“堆积单位”，也就是“考古发掘的最小作业单位”。

这些**里面最值得细读的，我以为就是《考古资料整理中的标型学研究》。文中严先生阐述了考古类型学的基本原理，从共存器物同时性的角度对地层单位进行分级：墓葬的同时性最好，灰坑、窖穴、水井其次，一般的地层堆积同时性最差；还从器物形态变化敏感程度对器物本身分级：

非耐用品、普通用品、明器、形态复杂的器物，比耐用品、珍贵品、实用器和形态简单的器物，变化要相对敏感。做考古类型学研究，就是要尽量选择出土器物最丰富的墓葬、窖穴，确定“典型单位”，尽量选择变化敏感的器物或纹饰，确定“典型器物”或“标准形制”，这也就是严先生为什么称类型学为“标型学”的原因。有很多人不明白对地层单位和器物分级的道理，眉毛胡子一把抓，怎么可能做好类型学研究？

甚至有人忘了“型”“式”都是对某一类具有共同特征的遗存的抽象，把发掘出来的每件器物都分出不同的“型”“式”，这就真是不明就里、繁琐无用的形式主义了。

严先生对于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论述，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考古学文化“层次结构”的揭示。严先生认为，如果将“文化”作为第一个层次，那么这个层次下面可以分“类型”等越来越小的层次，上面可以有“文化群”“文化区”等越来越大的层次。这些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层次，到底和各个级别的人们共同体是什么样的关系，当然“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第89页），但总会有某种关系。

另外，文化的“层次结构”本身是有客观性的，是值得考古学家去认真梳理的，但把某个层次命名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则要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学传统，约定俗成，考虑全局，以免越改越乱，令人无所适从。

严文明先生对中国聚落考古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他一直在积极提倡和指导我国的史前聚落考古工作。先生从2024年起，就带领北大师生大面积揭露山东长岛北庄史前聚落遗址；2024年发表**，深入分析了姜寨环壕聚落的房屋、墓葬的布局组合及其与社会组织的对应关系，成为中国史前聚落考古研究的经典。他在该书《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一文中，认为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的开端是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并特别指出这是学习苏联的结果。

考古学发展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是欧美，还是中苏，都开始了考古学观念方面的重要变革。为研究古代社会而采取聚落考古的方法，成了各地的共同选择。虽然美国学者威利等在秘鲁的聚落考古工作在欧美影响巨大，但中国早期的聚落考古学实践与其没有关系，这是基本事实。

严文明先生对考古年代学有辩证中肯的认识。他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中，认为“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确定都有其优点，又都有其局限性。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发挥各自的优点而避免某些局限性”（第98页）。

他给他们讲课时常提到“相对年代有绝对性，而绝对年代有相对性”。这些意见现在仍然对我们很有启发。有些人试图用绝对年代代替相对年代，其实是行不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

严文明先生还对稻作农业起源有深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长江中下游都是稻作农业起源地的观点，提出稻作起源的“边缘理论”。他在《农业考古与现代考古学》一文中，提出农业考古研究应该重点关注农作物遗存、农具、耕作制度、家畜家禽等方面（第152~153页）。

严文明先生还在环境考古、定量考古、草原考古、海洋考古、美术考古、国外考古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还对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这些都在该书中有相应篇章阐述。最后一篇访谈，视野宏阔，娓娓道来，读来最是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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