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颜的评级机构

---paul krugman

要明白大家为何对标准普尔把美国**债券评级下调的决定如此愤怒，你需要想起两个似乎有矛盾（但其实绝无矛盾）的想法。第一个是，美国实际上已不再如之前般是一个稳定、可靠的国家；第二个是，标普自己的信用更低。如果各位想知道美国的前景，大家应问其它人，最后才查询标普的判断。

先谈标普没有信用这点。如果只找一个字来把标普下调美国评级的决定形容得最贴切，那应该是「厚脸皮」（chutzpah）──传统上会用一个例子来解释，那就是一个年轻人杀了父母后，以自己是孤儿来求情。

评级机构屡次犯错。

毕竟，美国庞大预算赤字主要是2024年金融危机后经济下滑的后果，标普与其评级机构「姊妹」在导致这场危机上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向一些最终变成了有毒废物的按揭抵押资产给予aaa评级。

差劣的判断不止于此。标普恶名昭彰地给予雷曼兄弟──其倒闭触发全球恐慌的那间公司──a评级，直至雷曼没落那个月为止。这间a评级公司破产时，标普如何响应？

只是发表一份报告，否认自己有做错任何事。

现在由这班人宣判美国的贷款信誉？

等一下，它确有改善。把美国降级前，标普发送了一份新闻稿初稿给财政部，**迅即发现标普有2万亿美元的计算错误，那可是任何预算专家均不应弄错的东西；讨论过后，标普承认犯错，但在报告中移除部分经济分析后，维持把美国降级的决定。

我随后将解释，大家不应过分信任这些官方预算**。不过，事件实在难以使人对标普的判断有任何信心。

更广泛来看，众评级机构不曾给予我们任何理由，为何应严肃对待它们对国家偿债能力的意见。违约国家以往出事前无疑多数先被降级，但这一次评级机构不过追随市场，因为早有不少债主狠批有关问题。

少数如美国般遭评级机构降级却仍能取信投资者的案例中，评级机构可是持续地出错。大家尤其该看看2024年遭标普降级的日本，九年后的今天，日本仍能自由而便宜地举债。截至上周五，日本10年期债券的利息不过是1%。

因此，没有理由要认真看待美国评级上周五遭调降一事。这些人所作出的判断，我们最不应信任。

美国遇到的真正问题。

然而，美国确实有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跟短期甚至乎中期预算的计算无关。美国为弥补目前的赤字而举债，并没有面对困难；没错，我们的债务确实愈积愈多，有朝一日终须偿还利息，但假如你实实在在地计算，而不是听信你认为最好的「**博士」所吟诵的巨大数字，你便发现，即使未来数年会有非常庞大的赤字，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几乎毫无影响。

不，使美国不可信赖的并非财政预算的推算，而是政治。而且，请不要让我们惯常地宣称「双方都有错」。我们的问题几乎完全是单方面的──具体而言，问题是极端右翼兴起所造成，他们已作好准备，制造一次又一次危机，却就他们的要求寸步不让。

实情是，只要美国经济平稳发展，长期财政问题不会无法解决。在现行政策下，人口老化及医疗成本增加，的确令开支增幅大于税收，但美国的医疗成本亦远高于任何其它发达国家，而按国际标准而言税收非常低。若美国在这两方面稍为符合国际准则，预算问题可望解决。

那么，美国为何无法解决财赤呢？因为即使有温和声音要求更有效运用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资金，但国内强大的政治势力却大声疾呼地反对，这些政党甘冒金融灾难的风险，也不会同意额外增加分毫税收。

纯粹从财政的角度来看，美国真正的问题，并非是否再削减1万亿美元赤字，而是极端主义者阻碍任何负责任的政策。

妥协的艺术。

---raghuram rajan

芝加哥——近日来，美国各大**充斥着普通美国人对美国政客无能和不成熟的愤怒。美国**在关键时刻终于成功地提高了债务上限，但整个过程险象环生，而且尚未脱离危险。公众怒问，为什么政客们不能像理智的成年人那样坐下来好好谈，及时达成广泛一致？

公众怒问，既然我们可以实现家庭预算平衡，为什么政客们就不行呢？

然而，现实是美国政客所代表的正是美国全体选民的意见，而全体选民的意见注定不会一致，这丝毫都不令人奇怪。事实上，在最后一刻就提升债务上限达成一致倒是证明，政客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代表自己的选区，只对全美国整体利益让步。

关键的问题是，由债务上限争论导致的政治僵局是否会对2024年（甚至此后各届）**和国会选举造成不良影响。这并非不可能，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美国政客刚刚所取得的成果。

让我们从选民为何会如此两极分化开始。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有二：收入和年龄。

过去三十年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一直在恶化，这大部分是因为教育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技能。这给中产阶级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呢？薪金增长停滞，失业风险增加，因为低技能要求的高薪高福利旧经济一去不复返了。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信贷泛滥（特别是住房信贷）让中产阶级得以维系高消费水平，尽管他们的收入并未增加。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许多人丢到了自己的工作和医疗保险，还面临着丢掉房子的风险，一夜之间，他们就失去了所有对经济保持乐观的理由。传统上代表这类选民的民主党提出的应对措施是承诺推行人人负担得起的普适医保以及增加教育支出，同时保证**工作岗位和权利计划。

但我们把所需支出一加总就会发现这根本是无法负担的，特别是在联邦岁入只有gdp的15%的情况下。在很多民主党看来，这可以通过向富人征税以增加岁入来解决。但富人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有闲阶级了；现在的富人是劳动致富的。

仅仅依靠向富人征税来平衡预算将使所得税大幅提高，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会大大降低努力工作的激励和企业家行为。

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对富人增税；但增税不应该作为平衡预算的首选方案。共和党试图吐出美国劳动阶级的心声——境况越来越差，而**支出越来越大，同时也试图代表劳动致富的富人表达心中的愤怒。他们知道，维系选民支持比捍卫原则容易多了。

因此，共和党的口号是：不加税。

收入带来的分歧是明确的，但年龄则否。不难理解，没有多少积蓄的老年人希望保护他们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福利。但是，即使是通常反对大**的高龄茶党共和党人现在也在捍卫这些计划，因为他们将它们视为产权，是他们通过自己过去的劳动所应获得的报酬。

事实上，预期寿命的提高与医疗成本的膨胀意味着与当前老年人所期待获得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福利比起来，他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实在不值一提。**过去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增税来为这些计划融资，也没有削减福利承诺。除非这些权利计划现在可以被削减，否则这个错误将极大增加现今年青一代的负担——他们将在现在承担高税收，而在年老时享受低福利。

但老年人在政治上更活跃，也更有影响力。许多人不仅强烈捍卫他们的权利，而且还反对其它方面公共支出的增加，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削弱**支付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福利的能力。

这些就是美国财政僵局的根源，而财政僵局造成了选民发自内心的对妥协的强烈的反对。任何在债务上限最后期限前所达成的政治妥协都会让政客背上背叛选民的恶名。而一旦违约，最终负责的将是奥巴马**，因此奥巴马比共和党更需要妥协。

于是，他必须强迫他所在的民主党接受只有支出削减、丝毫不见增税字样的方案。

最后的方案能够兑现承诺吗？一个跨党派委员会必须拿出在今年年底前削减1.5万亿美元赤字的方案，国会要么接受这一方案，要么接受马上开始但在政治上极为痛苦的方案（其中包括防务支出削减，而这是美国共和党所强力捍卫的领域），没有第三个选择。

如果这一结构如宣传的那样起效，那么国会必须达成妥协，而要达到妥协，政客就必须再一次说服两极分化的选民以避免更糟糕的结果。这一次，奥巴马的民主党将和共和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为如果不能达成一致，两大党派所要负的责任是一样的。

最终，削减权利增长和改革税法所必须的重大决策可能不得不等到下一次选举之后才会做出，这给了意见相左的两派选民一次机会，反思自身阵营内部的不一致并给出清晰的信号。与此同时，美国政客或许能够勉强使债券市场相信美国信用亦然坚挺。为此，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人们应该停止攻击美国**，给予他们应该给予的信用。

拉古兰·拉贾是前imf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其著作《断裂线：为什么说裂痕仍在威胁世界经济》被评为《金融时报》年度商业书籍。

摘自2024年8月9日星期二《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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