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中主要侧重于个人德性修养，按照哲学的分类，应该属于伦理学，而对于宇宙论、本体论，以及知识论、方**研究不多。或者说即便有，也很大程度上总是从属于伦理哲学。这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也确实有道理，中国哲学在逻辑、论证过程上，确实不如西方哲学那样严谨、系统。
这里的原因，按照我的理解，中西方在认知模式上，就已经分途，我们更倾向于将其放在一个融合的整体中去研究相互平衡、相互作用的关系，他们更倾向于机械的，将事物分割成一个一个局部进行研究。同样的，对于主观与客观，主体和客体，知与行，中国哲学更加倾向于融合在一起进行考虑。这就与西方哲学擅于在概念的形而上之中，论证推演不一样，与中世纪为了证明上帝之存在的，宗教之合乎理性，无意义的经院哲学截然不同。
我们往往更喜欢从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出发。
王阳明先生讲究知性合一，其中就有一种意识与实践辩证统一性，其“不离日用行常外，直到先天未化前”以及心外无物的论断，或者有人将其归集为唯心主义和先验论的依据。但在我看下，阳明先生说是的日用行常即是天理，即是真理，讲的就是从实践中来，说到“知行合一”，“不行只是还未真知”，就是回到实践中去。未化“先天”以及“致良知”，说的却是伦理论中的一种出乎未被遮蔽的“初心”的表达，对于致良知的理解，应该说是一种道德追求。
一种内心修炼的方法，不宜带上唯心，或者过度夸大能动性的帽子。类似于孔子说的仁，后期李贽说的“童心”、佛学说的众生皆有如来的“智慧法相”。这是将伦理论和方**相结合，以求学说和思想可以经世致用，改造世界。
朱熹崇尚《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是学以致用，也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因为这里的博学学的也是前人通过实践获得的知识，只是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朱熹没有深究，或者也可能是后人僵化的理解。中国人的学问讲究致用，也不喜欢去为论辩而论辩，这或许是早起惠施、公孙龙子那些名家所擅长的，但最终他们并未成为主流，中国也为发展出类似西方的逻辑学。我们不愿在先有行还是先有知上多做口舌，其实这在《大学》“物格而后知致”中已经有谈及。
我们更重视通过学习知识改造主观世界达到“以理化情”、达到明明德，更重视通过“知行合一”到达“亲民，止于至善”的终极目标。恩格斯在《路特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写到只有在速回的本源上，采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回答，跳出这一问题域，就不合适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签。
中国人不愿意去谈什么唯物、唯心，因为在我们看来天地万物，本就千丝万缕不可孤立解释。王阳明在天泉证道时，调停关于王龙溪和钱德洪的争辩时，就曾经说汝中需学德洪之功夫，德洪需悟汝中之本体，两者相滋为用，这不俨然提倡主观修心与格物实践上的统一嘛？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嘛？
向外找与从内寻的统一嘛？
后人将阳明先生学说归为“实践哲学”我感觉这是贴切的。冈田武彦先生将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进一步阐明为“知行一体”是十分高明的。阳明先生说：
“行到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到真切笃行处便是行”，不曾有不行而可以真知，也不曾有不知而可以真行，知与行本就是一体的，抛开了唯心、唯物这种偏见，这里已经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阐述的足够清晰和精妙，这便是传统哲学中的实践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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