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伤逝》可以看做是鲁迅先生对“英雄救美”这种爱情模式的符合时代特点的解读，为“英雄”、“美人”安排了悲剧的结尾，揭示了女性依然处于男权社会的控制之下。
关键词】：《伤逝》 英雄救美男权。
英雄救美”是言情**创作的主要模式之一。大体为美丽温柔的女主人公为某一恶势力霸占，勇敢英俊的男主人公因怜生爱，将女主人公从恶势力的魔掌中解救出来，女主人公为男主人公所折服、所感动，以身相许，最终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以新时代青年的恋爱与婚姻为题材的**。
个人认为鲁迅先生讲了一个新时代的“英雄救美”的故事：以“英雄”涓生“革命”的眼光来看，“美人”子君生活在以她叔叔为首的封建家庭的压迫下。“英雄”通过循循善诱，使“美人”意识到自己被“父权”压榨着，从而毅然决然地脱离封建家庭和“英雄”结合。
但是“英雄”与“美人”恋爱“谈”成功了，婚姻却失败了。“英雄”与“美人”最终分手，阴阳两隔。
一、创**人。
**恋爱部分不同于传统“英雄救美”模式的地方是：“美人”子君是涓生按照自己的理想情人模型“创造”出来的，涓生爱的是他“创造”出来的子君，当子君表露出她自己原本的思想和行为后，涓生的爱就变质了。子君与涓生的恋爱在一开始就处于不对等的地位。
在传统的“英雄救美”中，无论美人如何无助，她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希望摆脱他人的控制。以比较典型的“英雄救美”式的爱情来说，《日出》当中的陈白露知道自己的生活腐化奢靡，被上层人玩弄于鼓掌之中，她堕落其中无法自拔；但是子君不是这样，“她在她叔子家里大约并未受气”，“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子君在遇到涓生前在叔父家里待遇不能算糟糕，也是一个涉世未深、充满好奇的姑娘，恐怕不会有“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样的意识。涓生将子君幻想成饱受封建父权戕害的女性，需要自己拯救。可以说在恋爱中的子君是涓生“创造”出来的。
涓生像一个“导师”一样给“学生”子君灌输自由、平等的思想，把从前不谙世事、天真浪漫的子君变成了富有“革命”思想的新女性，恋爱中的子君在涓生心里绝对是“优等生”。在他们的恋爱中，子君和涓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涓生掌握了主动权，给子君营造了一个“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梦境，然后自以为将子君从封建父权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只有唯一的一次是子君掌握了主动权，他们的地位发生了逆转，就是在涓生向子君求婚的时候，涓生“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一条腿跪了下去……”这个场景对于“导师”涓生来说，也许是不值得回忆的，但对于“学生”子君，这却是恋爱中最美好的场景。
同居后，子君经常要涓生温习当时的场景、对白，并常常由子君补充涓生的遗漏。这个时候，子君是涓生的“导师”，而涓生则是一个“丁等的学生”。
涓生不是没有爱过子君，但是涓生爱的是由他创造出来的有理想、充满激情、无所畏惧的子君；而不是在婚后庸庸碌碌，只围着锅台、灶台转，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和人置气，不再有理想、不再有激情，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家庭妇女”的子君。涓生给子君穿上了理想、激情的华丽外衣，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创造”出了子君这一在他看来是完美的伴侣。但是子君并不是雕塑，子君也有自己的选择，她不会永远穿着涓生给她披上的外衣，涓生不会永远是子君的“导师”。
二、从父权到夫权。
英雄救美”的传统故事模式在鲁迅笔下，是男性对于理想女性的塑造。在恋爱中子君是涓生塑造出来的“完美爱人”，涓生“英雄救美”将子君从父权中“解放”出来，但是之后却又不自觉地将子君封闭在夫权之下。
五四文学、革命文学还有当时的一些通俗**都有“革命”式的“英雄救美”故事：不甘被父母、家族控制的年轻人心心相印，从封建家庭中私奔，或者前往大城市，或者投奔心中的革命圣地。一般故事到此完美结束，不会涉及“英雄”与“美人”的婚姻生活。
但是鲁迅先生却在《伤逝》中展现了“英雄”“美人”出逃后的婚姻生活。
子君和涓生刚刚出走的生活是甜蜜的，他们共同面对他人的流言蜚语，共同营造他们的家庭，涓生外出工作，子君在家里忙活家务，男主外，女主内。但是好景不长，一段时间后子君变了，她从前的理想、激情在操劳的家务中，在邻居间家长里短的争执中消失殆尽，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涓生对子君开始产生了隔膜，“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子君和涓生间开始变得陌生，子君露出了她原来的面貌，涓生发现子君不是自己的“优秀毕业生”，他的感情变质了，甚至想到了子君的死亡，以此来摆脱对子君应负的责任。涓生最终难以忍受，而向子君提出分手。子君最后的希望破灭了，走向了死亡。
涓生在子君去世后，深感懊悔，在会馆的破屋中苟延残喘。
涓生把子君从父权中带出来，却又把她带入夫权之中。在婚姻生活中，子君完全依靠着涓生。从一开始，他们就确立了男女有别的分工，子君依然被禁锢在家庭中。
子君没有工作，社会风气不允许子君去工作，子君默默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子君几乎没有什么朋友，生活中唯一可以交流的人就是涓生。子君没有经济**，她与叔父断绝关系，离开了涓生根本没有办法生活。
可以看到，子君一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她的社会地位是她的叔父，她的丈夫带给她的；二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她没有工作，全靠涓生在外面工作；三没有独立的家庭地位，在家庭生活中，她总是依附着涓生。
所以《伤逝》揭示了这样的问题：即使女性可以摆脱父权对她的控制，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社会、经济、家庭地位，最终还是要依附丈夫，依附于其他男性，依然不会摆脱男权对她的控制。革命文学、五四文学中摆脱了父权控制的女性们，到了相对自由的大城市，到了革命圣地，如果还是被禁锢在丈夫的周围，她们也许会遭受到和子君相同的命运。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延安的女性在结婚前可以有一定的独立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她们在各行各业都有不俗的表现。但是一旦结婚，她们有的就会被迫回到家庭中，带孩子，忙活家务，不得不放弃从前的工作，被一些男同志讥笑为“回到家庭的娜拉”。
如果是一些有工作能力的女同志，婚后放弃照顾家庭，继续投身工作，又会受到这样的质问“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
”总之女性还是被男权社会劳劳控制住，这种控制无关理论，无关主义与思想。
子君与涓生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英雄救美”式的开始，却不能带给他们“从此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的结局。涓生与子君的“英雄救美”不过是男权社会下的一次男性关于爱情的幻想。子君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男权的束缚，只是做了一场梦，醒来后还要面对残酷的事实。
而子君和涓生的故事，永远都不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