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模式：巨變深圳，領軍中國改革的城市。
作者：卜樂。
**：《澳门月刊》2024年第10期。
40年，對於中國而言是非常巨大的變化，所以用“翻天覆地”來形容改革開放的中國一點不為過，因為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都發生了巨變，面貌為之煥然一新。
五化”之中，看到“翻天覆地”
這種變化，我們可以從“五化”之中得到觀察：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國際化、法制化。從“城市化”角度來看，過去40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從原來的20%-30%之間，發展到如今的城市化率到達58.
52%的水平。其中城市數量顯著增加，2024年底，全國城市達661個，比2024年底增加468個，增長2.4倍。
城市人口也快速增多，人口集聚效應更加明顯。此外，城市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得到了明顯改善，尤其是軌道交通、城市公共交通的快速發展，以及高鐵、港口、航空點的快速分佈，讓中國人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充分感受到交通提升對人民生活的大大助益。同時，我國城市人民生活水準也發生了質的飛躍。
在2024年底，全國城鎮就業人員42462萬人，比2024年末增加32948萬人，增長3.5倍。而2024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是36396元，比2024年實際增長14.
4倍。因此通過上述數據，就可以看出我國城市面貌大變，可以說是“舊貌換新顏”。
而“工業化”，國家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推動重工業、輕工業等的多向發展，目前，在製造業規模上，我國已在全球名列前茅，是名副其實的製造業大國。同時，我們在發展傳統製造業、工業的同時，也加大智能製造的研發與推動腳步，進一步將“中國製造”轉型為“中國智造”，目前在全球範圍內也取得多個自主創新研發成果，因而從總體而言，40年來的工業化成就顯著。進入到“市場化”，我們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形成了獨特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且經過了嚴格的檢驗過後，更加凸顯生命力，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在各個領域中扮演好恰如其分的角色，引導市場按照經濟規律有效地進行資源配置，發揮重要作用。
面對“國際化”，我國自改革開放初期，就開始強調吸引外資，投資中國，從早期的港澳臺資金、資本、資源到吸引亞洲其他國家資本，乃至西方、全球資本，中國始終保持開放的姿態，強化資本流通的性能，有效結合外資加快經貿發展。同時，近年來，我國資本也積極走出去，投資海外多個國家地區，官方、民間資本都走向國際市場，展開投資合作，尤其是“一帶一路”建設等。
從“法制化”來看，在近半個世紀的改革中，我們推動了**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強化“依法治國”，推動法制建設，做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施政，雖然法制完善之路並非易事，但我國在推動“法治中國”的腳步一直未有停歇。
因此，從“五化”的角度來看這4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變化，用“翻天覆地”一詞正是恰如其分。
獨特優勢，造就國際深圳。
而在這樣的改革開放過程中，湧現出了不少標本城市和行業，其中深圳應該是最受矚目的城市之一，一個昔日的小漁村在40年的成長中變身成為蜚聲國際的超級城市，無論是社會大眾還是媒體輿論，往往都將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標桿。深圳的獨特優勢又在**，何以成為今天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力的核心城市之一呢？
第一是深圳作為首批國家經濟特區，被賦予了改革試驗田的獨特優勢，很多在內地城市無法開展的創新、改革嘗試都在深圳做出了第一次的探索，因此沒有這樣一個寬鬆的改革開放氛圍，深圳難以成就如今的國內外地位。第二個優勢自然是其區位優勢，因為它毗鄰香港，深圳與香港的互動異常頻繁，從最早期的“三來一補”到而後的“前店後廠”模式，再到近年來港深合作推動高科技發展以及城市管理經驗等，深圳在多個方面學習香港，更好地邁向國際化。香港本身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這些中心的發展必然又與深圳有很大關係，香港需要深圳的腹地來支持香港建設，而深圳又在這樣的互動合作中，強化了自身實力與綜合競爭力。
第三個優勢是深圳本身較早地實行市場化改革，整體的市場化程度、法制化程度不僅在國內處於領先水平，更進一步地對接國際化制度，因此比內地其他城市更具國際化視野與掌握更加豐富的國際網路。第四個優勢即是人才優勢：改革前期的年，我國國內人才“孔雀東南飛”，不少專業人才南下深圳等地，尋求新的發展機遇。
而近五年，深圳市**也加大人才引進，包括孔雀計劃等，彙集了全國乃至國際上的一流人才，同時這其中更包括豐富的企業家資源，因為企業家是一群敢於冒險，勇於創新的人，這些領導者的創新活力也帶動著深圳的創新發展與就業發展，因此深圳誕生了騰訊、華為這樣的高科技創新企業，其中更多的是優秀的民營企業。
所以深圳帶著這四方面的獨特優勢。即制度優勢、地理優勢、營商環境優勢與人才優勢一步步發展壯大，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標桿城市。
當然，外界也會用“深圳模式”這個詞彙來形容深圳的成功發展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的典型樣本。如果說確實存在“深圳模式”一說，其內涵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觀察：
第一：“深圳模式”本身代表不斷的制度創新，這種制度創新動力來源主要來自於改革開放的大環境，同時也來自於**勇於自我改革的勇氣。制度創新的一個突出表現就體現在處理**與市場的關係之上：
始終將市場放在配置資源的重要位置，始終將企業家放在一個市場主體的位置之上，充分地調動了市場與創新的活力。
第二，如果探索“深圳模式”的內涵，那就是高質量發展。深圳的高質量發展本身也有一個過程：從模仿創新到制度創新，從單一創新到集成創新再到如今源頭式創新。
深圳在探索技術創新、業態創新、商業模式創新上的堅持不懈造就了它的高質量發展。尤其是在這個時代發展的背景之下，科技創新更加凸顯其重要性。
第三，“深圳模式”代表一種社會創新。深圳原本是小漁村，在多年的發展之下，變成一個擁有1200多萬常住人口，實際管理服務2000萬人口的超級城市，而且更是一個巨大的新移民城市，勢必帶來重大社會問題的挑戰：比如民生領域的教育、醫療、就業、再就業人群，自然也包括部分特殊人群的照顧等。
因而在深圳的城市治理之中，如何強調以人為中心，凸顯人的發展，怎樣將個人發展與技術發展、城市發展緊密結合起來，都是需要不斷探索的，在這四十年中，深圳一直在探索、解決的第一線，為中國的社會治理、城市治理帶來了寶貴的經驗教訓，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嘗試，因為深圳所展現的是不同人群的和諧共處，多元文化的包容共生，這是中國當下社會的重要需求，也是核心發展需要。
當然，深圳的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成功，深圳在發展之中也會遇到諸多的挑戰：
首先，就是發展模式的挑戰。改革開放初期的20年中，無論是國家還是其中的深圳都經歷過粗放式發展，大量消耗能源、利用低端勞動人口，獲得gdp的快速成長，但到中期就發現這樣的成長模式並不能可持續發展，而後逐漸通過科學發展、創新集中、注重環保與人文關懷等方式，進行了大面積的發展轉型，整個國家和其中的深圳都逐步走上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從國家來看，已經開始從投資驅動逐漸轉變為創新驅動，這也是經濟新常態發展模式中的重點之一。
發展是第一要務，創新又是發展的可持續動力。因此，新時期無論是國家還是深圳都勢必面對創新驅動轉型的挑戰與壓力。
再者，國家、深圳都在面臨著高成本的衝擊。經過改革開放40年，我們的土地成本、人工成本大幅提升，自然抬高營商成本，再加上這高成本其中也裹挾了體制成本、制度交易成本等，所以高成本的衝擊，使得國家現在部分產業無法被帶動，製造業利潤微薄，實體經濟發展比較困難，一味的任由成本高漲，給國家整體經濟面將帶來無法預估的危害。因此，必須思考如何應對高成本的衝擊，支撐經濟健康正向發展。
再次，就是公共服務領域的挑戰。如何提供有品質的公共服務已經成為刻不容緩解決的核心問題。隨著中國社會、北上廣深這樣的超級城市發展起來以後，相關的優質教育、醫療衛生、空氣品質，水安全、食品安全需求都浮現出來，民眾對於社會、**的公共服務、公共產品提出了更高質量、更好供給的迫切需求，也就是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希望下一代能夠在藍天白雲、青山綠水的環境中得以接受好的教育、醫療得以成長。
但如今的供給，以深圳來說，根本無法完全滿足這些要求，自然成為城市發展中的重要挑戰。
然後第四個挑戰就是生態環境，目前我國河流污染形勢嚴峻，深圳都是數十條河流仍舊處於污染的狀態，空氣的品質因為pm2.5、霧霾等給大家造成嚴重困擾，加上氣候變遷越來越極端化，例如深圳等沿海地區時常遇到的颱風，都給城市的基建、治理帶來較大難題，如何推動城市治理與基礎設施應對這些生態環境的變化，是下一階段深化改革的重要內涵。
大灣區啟動，機遇挑戰並存。
而新時期，國家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計劃，繼續深化改革，將改革的試驗陣地從單點的城市擴大到一個更大的“粵港澳”地區。
在改革開放的前40年，中國參與了全球化，獲得了全球化發展的紅利，這是中國參與上半場的成就，那麼進入下半場，中國包含深圳等又該何去何從？國際發展的經驗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果告訴我們，唯有更好、更大範圍、更大力度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制度創新，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這其實就是粵港澳大灣區產生的核心背景，面對未來，中國、大灣區如何進行制度創新，怎樣更好地推動改革開放，這是新時期的新課題。
當然大灣區概念的提出也與港澳有重要關係。在前40年的改革中港澳扮演著關鍵角色，早期引進外資，首先就是港澳資本的入駐，尤其是包含深圳在內的珠三角地區最初就是香港澳門的企業家帶來資本投資、設廠推動發展，而後再進一步吸引全球資金。當時的港澳資金有著“破局”的關鍵作用，即突破了計劃經濟時代沒有太多外匯儲備的限制，利用港澳資金、資源，逐漸走向全球，吸引外資。
緊接著，大灣區的產生本身被賦予了科技創新重任，期待“粵港澳”地區能夠在全球這種高端要素的資源配置上，佔據關鍵一席，也符合國家轉型步入創新驅動發展的大方向。
同時，大灣區也指明了城市之間的發展趨勢：不是孤立發展，而是融合發展。即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形成一小時生活圈，強化各項資源、人才、資本的流通。
當然港澳是“一國兩制”的特區，擁有獨立的關稅制度，如何進一步對接合作又勢必對制度創新探索提出了新要求。
而在整體的大灣區佈局之中，深圳依舊會扮演關鍵角色。作為改革開放的重鎮、中國的科技之都、大灣區的核心城市之一，深圳未來必將繼續在科技創新推動引領發展，尤其是毗鄰擁有優質大學資源的香港，深圳可以充分對接國際人才、資本、網絡資源等。再加上國家近期提出“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的提法，明確了上述四個城市作為大灣區科技創新核心城市的地位，也由國家出面統籌整合區域創新，促進創新體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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