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后感

《菊与刀》读后感。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作者本尼迪克特如此概括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在她看来，代表日本皇室家徽的“菊”，和代表日本武士道文化的“刀”，正是日本人矛盾性格特质的体现。

作者把这种独特的、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称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罪感文化”是指当人的行为逾越了规矩后，会与自在的道德律形成抵触，即使没有旁人知晓，心里面也有一把道德的声音对其进行谴责，这时候，只有向别人倾诉和坦白，例如找神父忏悔，才能减轻内心的罪疚感。而在东方，中国人更能理解日本的“耻感文化”。

与“罪感文化”不同，“耻感文化”对个体的约束力来自自身以外，而不是来自内心。在“耻感文化”中人们在自己的过失不为人知时感到坦然，而罪行昭示后感到罪疚。“耻感文化”有其历史和社会环境成因。

它扎根于中国的儒家文化，成长于日本的幕府政权形式中。“耻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直到最后成为日本文化中的一块基石，其生长过程一直是趋利避害，帮助日本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每一个现实问题，并维护和巩固社会安定的。《菊与刀》中提到的日本另一文化特征，即对“各安其分”秩序的崇拜，性质也与“耻感文化”相同。

而“耻感文化”带给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就是过分在意别人的评价，同时“耻感文化”会使人在被拒时产生强烈的受辱感，这造成了日本人不会轻易向人提出要求，以规避受辱的风险。日本人对这种“耻感文化”的培养更加剧了这种偏执，日本的建筑是敞开式的，家庭成员间没有隐私可言，这有利于彼此监视；日本的家长喜欢以羞辱和恐吓的方式教育孩子，培养孩子对羞耻的敏感度；喜欢毫无公正概念地夸奖别人的孩子，批评自己的孩子，以鞭策孩子不断完善自我。日本人因此变得更加克制和坚忍。

但人性欲望就像洪水一样，能疏不能堵，否则压抑已久而变得扭曲的人性对人外在性格的影响，造就“菊与刀”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菊与刀》毕竟是一个美国学者在没有踏足日本国土，只借助手头的资料和文献研究出来的，它没有很有说服力的事例，论述时候也比较浅显，仓促得出的有些结论也是受到学者们的批评的；因为翻译问题总让人读起来磕磕绊绊；作者以西方的视角看东方，总让人有种居高临下俯视的不舒服的感觉；有些唠叨，总是不停地从无数个角度兜着圈子去唠叨同一件事情，其实有些问题是中国人一看就能理解了的在中国的文化与社会中存在，让人心照不宣一笑而过的。事实上，网上很多人就认为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加复杂。但在当时二战的背景下，能对一个一点都不了解的文明作出这样的分析，已经难能可贵。

中国人与日本人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中国人崇尚中庸，而日本人认真之下则不可避免地走极端，比如对精神的极端重视，对天皇的极端崇拜和无限忠诚，在《菊与刀》中就有一个极端强调精神的例子：一场空战结束，一位日军大尉第一批飞回基地，他站在那里，数着归来的飞机，数完最后一架后他写了报告，到司令部向基地司令汇报完毕。接着他便倒在地上，身体凉得如冰块一样。

原来他胸部中了致命伤早已死亡，“因为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凉的”。原来已死去的他，用他的精神、他的“强烈的责任感”支撑着完成了这次报告。在中国的儒家伦理中，“仁”是最高准则，调和着各种矛盾，而日本引进了儒家的学说，并把忠与孝提到了很高的层次，由“忠孝不能两全”还衍生了无数或悲怆或凄美的民间故事，但他们对于“仁”却是不屑一顾的。

在日本的儒家文化中，仁作为一种对弱者的怜悯，尽管这也是可以被称道的，但是它处于某种极次要的地位。

日本人的极端来自他们性格之中的二元性，他们能极端地向着某个方向前进，但一旦发现这个方向无法达到他的目标，他也可以毫不犹豫地转向另一完全相反的方向而不会产生任何愧疚之类的感情。这是中国人很难理解的，在我看来，大多数中国人无法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我们更倾向于多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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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读后感读《菊与刀》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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