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摩亚人的成年》读后感。
作者：赵骅。
**：《青年与社会》2023年第26期。
摘要】《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是米德于2023年在美属西萨摩亚进行为期九个月的田野调查后写成的，米德通过对岛上68位萨摩亚少女进行研究，意图弄清青春期危机在原始文化中是否会呈现出与美国社会全然不同的景象。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反思，还有对之前学术界大行其道的生物决定论的推翻、证明了社会文化条件对人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塑造性。文章在笔者阅读全书以及研究本书的文章之后，总结了对《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不同角度的研究以及对著名的米德与弗里曼之争的看法。
关键词】《萨摩亚人的成年》；青春期。
一、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缘起。
20世纪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文化与人格学派的杰出代表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均有良好的学术修养。2023年，米德毕业于巴纳德学院，取得英语和哲学双学士学位。随后米德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有幸结识了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被人类学研究深深吸引，并拜入博厄斯门下从事人类学研究。
米德一生共发表**千余篇，出版专著26本，堪称著作等身。其中，通过数次对南部海岸七处地点的田野调查而写成的《来自南海》三部曲，即《萨摩亚人的成年》、《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和《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更是闻名遐迩。2023年逝世的米德被追授**自由勋章。
2023年前后，以高尔顿为代表的生物学家和以博厄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之间，在西方科学界掀起了一场有关人类行为成因究竟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激烈争论。以高尔顿为首的遗传派认为，“遗传的力量在产生人的差异方面不仅远比任何单个的环境因素强大的多，而且比全部环境因素加在一起还要强大”。以博厄斯为首的人类学家激烈地抨击前者的主张过于极端，博厄斯明确提出了文化决定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模式，不是由其生物特征决定，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所处社会的刺激比生物机制更为有效，人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和环境的产物。
当时美国青年骚动不安的状况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力求找到合理的解释。遗传派与人类学派对于青春期的问题各执己见。前者认为青春期是由生理变化造成的，儿童是遗传倾向的严格综合体；后者认为是后天的文化和教育形成了青春期的难题。
为了证明本学派的观点，2023年，24岁的米德前往萨摩亚群岛对当地的土著部落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田野调查，旨在探寻存在于美国青少年之中的青春期危机在原始文化中是否也存在，为博厄斯的文化决定论提供实证依据。
二、《萨摩亚人的成年》的主要内容。
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是米德于2023年在美属西萨摩亚进行为期九个月的田野调查后写成的，米德通过对岛上68位萨摩亚少女进行研究，意图弄清青春期危机在原始文化中是否会呈现出与美国社会全然不同的景象。米德认为萨摩亚的少女在青春期并未表现出西方文明社会中的紧张与焦虑等不良情绪。
米德认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米德将萨摩亚的生活描写成具有“普遍的随和性，在萨摩亚这块土地上，没有人孤注一掷，没有人蒙受信仰的灾难，也没有人为了特别的目的而殊死拼搏。……任何人的生活的步履都不会被别人所催促不停，也没有人因其身心发展缓慢而受到严厉的责罚。相反，那些富有天资、早熟早慧的人却每每被扼止，以期他们当中最为迟钝缓慢的人能够赶上他们”。
萨摩亚人的语言中，没有固定的比较级，人们对于他人的评价非常小心谨慎，最令同龄人厌恶的特征反而是“自命不凡”。
其次，萨摩亚人缺乏专门化的感情。米德发现，萨摩亚的孩子们并不固定地居住于父母处，如果他们不愿意与父母同住，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想要居住的地方。而那里的长辈也会照料他们，对所有孩子平等相待，同时需要他们帮助劳动。
萨摩亚人尤其缺乏的是专门化的良**情，这主要是由于萨摩亚的户中成分复杂。“萨摩亚人的忠贞是以天计算的，最多按周计算，他们对终身相爱、坚贞不渝的爱情颇不以为然，甚至奚落嘲笑。”
再次，萨摩亚人对性以及生死知识的教育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在萨摩亚，人们丝毫不会禁止孩子们接触任何关于出生与死亡的知识。萨摩亚的孩子们见过出生和死亡，见过流产与尸体，生死之事在他们的早年生活中被剥夺了神秘性。
萨摩亚的青年在性方面有比较大的自由，不禁止婚前性行为。姑娘的第一个情人，多数情况下会是年纪较大的男性，比如鳏夫或离了婚的男性。“未婚男女之间的关系一般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相会在棕榈树下’的暗地交往，一种是‘阿瓦加’，即公开的私奔。还有一种仪式隆重的求婚。”女的住所仅以蚊帐遮挡，棕榈丛的幽会等情形使孩子们很容易目睹与性有关的场景。
如此他们对**的认识比较成熟，不会有文明社会的青少年普遍有的骚动和压力。
第四，在萨摩亚人的生活中，工作和娱乐并非完全独立。在萨摩亚，舞蹈是男女老幼都能参加的活动。在舞会中，大人们鼓励孩子参与，儿童从小型的、非正式的舞会中学会跳舞。
大人对跳得好的孩子会给予肯定和鼓励，长辈们的训诫会由“坐好，别胡闹！”变为“站起来，尽情地跳吧！”。
因此，舞会对萨摩亚人来说是对压力的一种调节方式。孩子们是舞会活动的中心，在其中他们得以充分展现自己的天赋和个性，而不再如日常生活中那样受到长辈的支配。同时，这样子的舞会也降低了青少年面对公众的羞怯感。
而且，村中有生理缺陷的孩子并不会在舞会中受到歧视，一个驼背的男孩子可以扮演海龟，一位患了白化病的小姑娘会因为舞跳得好而引来人们的阵阵喝彩。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出版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被译成16种语言，发行量达数百万册，成为很多大学生学习人类学的必读书目，是文化人类学文库中的一颗明珠，对文化人类学与心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们对《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推进人类学发展的学术价值的评价。蒋强在《敢于挑战权威的杰出女性——玛格丽特·米德》一文中，认为米德对于萨摩亚少女的青春期研究证伪了生物决定论。由于米德认为在萨摩亚，处于青春期的少女并没有经历生物决定论者所认为的必然经历的青春期的苦恼，因而将萨摩亚社会作为青春期危机的反例呈现给世人。
徐黎丽，石璟在《论米德对文化人类学的贡献》一文中，作者认为米德对文化人类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通过搜集大量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生理、心理发展的资料，来研究文化和教育对儿童成年后人格形成的影响；证实了文化决定论；丰富发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对《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质疑。虽然《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自出版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部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书中所认为的青春期的变化并非只受生物性控制，而且还受文化制约的观点在很长时间受到人们的追捧。然而，澳大利亚学者弗里曼却对这本书严厉批评，弗里曼在萨摩亚有着同样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对米德在萨摩亚所做的田野调查提出了质疑。
庄孔韶《回访的非人类学视角和人类学传统——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之一》一文中提到，弗里曼认为米德的萨摩亚语言只学过一个半月，不足以完成与当地**畅而深入的沟通，而米德女性的身份，也决定了她不可能参与萨摩亚社会的一些重要场合。米德的访谈对象更多的尚未度过青春期，不能当做从青春期向成年转变的样本。最重要的是，弗里曼对米德所做田野工作的结果也产生怀疑。
弗里曼认为在萨摩亚尽管有私下的性行为，但也存在公共道德的约束。乌热尔图在《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一文中着重对比了米德和弗里曼对于萨摩亚的研究。根据弗里曼的考证，米德前往萨摩亚前的准备工作比较仓促，在调查过程中米德没有住在萨摩亚人的社区中而是选择与岛上的美国移民居住在一起。
而弗里曼本人自称深谙萨摩亚语言，并参与政治活动，因此田野调查工作深于米德。甚至一些知晓米德著作的萨摩亚人要求弗里曼对米德论证的不实之处予以更正。与米德不同的是，弗里曼认为萨摩亚人对童贞的崇拜到了严苛的地步，他们的社会充满森严的等级制度，萨摩亚民族是一个刚毅且刻板的民族。
作者认为萨摩亚社会处于早期的社会形态，是以“听觉文化”为特征的民族，米德对萨摩亚人的理解是对他们自我阐释权的压抑。随着萨摩亚社会的进步，自我阐释的愿望将会一步步实现。
第三，米德对萨摩亚人的田野调查所引发的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反思。20世纪世界急剧变化，时隔数十年后重访田野点的情况是否大不相同，是人类学的兴趣点之一，回访也成为人类学的传统。同样是在《回访的非人类学视角和人类学传统——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之一》一文中，庄孔韶指出，后者的回访是对前者研究中失误的订正，数十年后跨时空的回访也可以形成历时性的研究。
徐杰舜《人类学洞察性简论》一文，认为米德对不同于西方文明社会的调查是对于“他者”包括不同于自己的“异文化”的探寻，敢于跳出固有的文化的束缚，站在文化相对论的立场，用当地人的眼光体会他们的所做所想。另外，米德通过萨摩亚人青春期与美国青春期少年的对比，实质上是通过“异文化”来反思本土文化，将“他者”作为参照的镜子。《人类学再研究及其方**意义》一文中，作者兰林友认为人类学再研究取向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新范式。
人类学的再研究取向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意义，已有的民族志文本可以成为后续研究者的起点，成为可以借鉴的“巨人的肩膀”，民族志作为宝贵的学术遗产，可以让我们跨越时空获得新知，又有所启迪增加研究视角。另外这种取向具有文化变迁研究的重要视角。
四、如何“选择”——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究竟留给我们什么。
米德将全书的落脚点放在了为选择而教育上，认为当代美国社会的少年在经历青春期时之所以面临紧张与焦虑是源于他们所处的文化给他们的压力，他们面对宗教、信仰、价值观等不同的选择，因此作者指出“选择”的重要作用，认为美国社会的青少年面临来自众多群体的不同准则，而不像萨摩亚人那样生活环境单纯而随性。然而我认为，萨摩亚人随性而温和，并不代表他们不会面对选择。比如书中提到，萨摩亚的青少年会自己选择愿意居住的地方，可能是某个亲戚家，每个家庭都像一个小型社会，有着不同的文化氛围。
孩子们面对不同的家庭环境也就面对着不同的选择，但我们看到他们生活的很好。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果青少年更换居住家庭，会产生不适必然在情理之中。所以我认为重要的不是是否会面对选择，而是如何处理选择。
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代际之间已经无法保持这种单一性，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何况现在也有很多前辈人需要向后辈人学习的地方。因此我们无法选择让我们的社会回到生活单纯的年代，我们所能做的是长辈在现存的传承中引导青少年。就社会大环境来说，选择多样性是时代进步的标志，而为青少年确立准则却并非不可为之。
就我国来说，主流思想存在，大部分青少年需要接受学校教育，这就为传播主流思想奠定了条件。因此，在合适的地点有选择的宣扬青少年成长需要的准则，不惧怕选择，而是引导青少年选择，是帮助他们渡过青春期的有效途径，也是《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带给笔者的思考。
参考文献。1] 郑琪。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人格思想探析[d].黑龙江大学，2012.
2] 德里克·弗里曼。李传家等译。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m].光明**出版社。1990：3
3] 玛格丽特·米德，周晓红等译。萨摩亚人的成年[m].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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