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十大热点话题

从题目所涉猎的内容来看，命题的视角触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百姓生活，都可以成为命题的话题，用包揽万象和色彩纷呈来诠释或者描述这一类题目，是非常准确的。

热点话题一：楼市调控。

【参考例题】自2023年以来，我国的房价一直处于快速上升的状态，为防止房价呈现泡沫化上升，国家有关部委出台多项政策，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对此，你怎么看？

【参***】

**不应该以“房价**幅度的多寡”作为直接调控目标，戴斌老师认为应该倾向于在遏制房价快速增长的同时，使市场秩序和市场管理更加完善，投资性消费比例趋于合理，法制化管理制度有所推进，以达到较为良性的综合调控效果。

而从短期来看，必须把“**负责”作为此次房市新政最重要的责任，凡是不按新政要求执行的，严厉追究地方党委和**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并以此作为考核地方党委、**“政令意识”的重要指标。

从长远来看，还是要引导和帮助地方**走出土地财政的怪圈(比如进行**地方分税制改革)。如果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负债财政”的问题，那么，地方**就有可能从土地上“跳”出来，从“以地生财”中跳出来，不再在房价问题上与民众“***”，“买房难、买房贵”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最后，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市民的“房产消费习惯”需要正确引导。“居者有其屋”，关键是先解决“居住”问题，属于房产“使用价值”的范畴，而不一定是“所有权”的问题。房价处于高位，短期难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共识。

从**角度看，应该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从市民角度看，量力而为之，不要高位接盘，规避泡沫风险，方为上策。

热点话题二：

“山寨”横行。

【参考例题】近年来，某些地方**在建设公共工程的过程中，兴起了一股“山寨潮”，“山寨建筑”顿时成为热点新闻，很多地方似乎什么建筑都可以拿来“山寨”一番，对此，你怎么看？

【参***】

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公共工程”除了应当更多地走群众路线，集中民智、听取民声之外，人们更应关注一个**在一座城市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决策“导向”和行为“引领”作用。严格来说，戴斌老师认为，**可以建造大型的公共工程，但是**打造“形象工程”应该量力而行，考虑百姓感受，不能无视民意呼声。不能动不动就“雷”翻群众，或“雷”倒一片。

许多“山寨建筑”其实“手笔”很大，而“山寨建筑”背后折射出的是**头脑中扭曲的政绩观。名义上打着“民生”、“公共利益”的幌子，实则是“屁股决定脑袋”，不问计于民的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他们忽略了百姓的感受，更多的是发自内心对权力的顶礼膜拜。当建筑早已脱离了建筑学上的意义范畴，成为一种权力符号，作为了**考核和升迁的物质载体和参考时，兴建“山寨版”建筑欲望的冲动就会不断复制繁衍。

同时“山寨”本身终究与创意无关，更难以成为一个地方不断进步的真正动力。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其实就是一张“城市名片”，应该反映城市的历史文化，尽显城市的精神风貌，并且给人以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力量。如果**自身提倡“山寨”，那我们的社会又怎么会有创意？

因此，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永远不可能建立在“山寨”的基础上，也不可能靠着“山寨”之作去招商引资、奔向小康。唯有立足现实国情和本地实际，不断改革与创新，才能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才能为社会进步注入动力。所以，无论是在宏观决策、政策导向，抑或是在具体工作中，各级**都应当鼓励开拓、激励创新，并且身体力行地做改革创新的推动者、践行者。

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充满创意和活力，取得真正的发展和进步。这就需要我们避免“山寨”成瘾症。

热点话题三：矿长助理的背后。

【参考例题】2023年9月9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公布了《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其中要求对“煤矿领导”要“带班下井”，但是23号文刚一下发，某地某煤矿就“迅速”地“破格提拔”了7名矿长助理，让他们“代贴矿长”轮流跟班下井，一时**哗然，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参***】

“突击提拔7名矿长助理”是一个信号，更是一种警示。在“下有对策”雏形初具的时候，“上有政策”必须高度重视，迅速堵住空隙、打上补丁。当务之急，就得对“矿长助理”下井算不算“矿领导”下井作出明确说明。

此外，对于那些雇佣专业人士担任矿长的私营矿企，其幕后的老板，也应纳入到“矿领导”的前台来。同时，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矿长助理”事件，实际上折射的是国家的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中所存在的“折扣现象”。一些政策被“变通”执行，上面“风声大”，下面“雨点小”；一些政策被歪曲和修改，结果与决策的初衷南辕北辙。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本位思想和执行力，不仅使上级政策遭受“棚架”，也严重损害了基层群众的根本利益。有专家将其称为地方**和企业间的一种共谋行为。它反映了当前**组织制度环境、组织决策过程、激励机制诸方面的不兼容性及其矛盾。

【难点延伸——追问？】如果你是矿长，你会提拔一个矿长助理代替你下井吗？

可以很明确地说，我不会这样做。我认为，矿领导下井，不是“陪死”，而是“共生”。如果不安全的话，让矿长助理代替我下井，其实危险是同样存在的。

虽然从现实看，很多人认为“矿领导”下井后，即便出于本能的需要，矿领导也会重视安全生产，不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就是不拿矿工的生命开玩笑。但是，需要重点谈的是，如果我们能有明确的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同样可以规避安全事故的发生，“矿长下井”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观念的转变和责任意识的落位罢了。我个人是支持“矿长下井”的，但“矿长下井”不能解决一切的安全隐患，在“制度”和“监督”层面，我们依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热点话题四：拆迁缘何总是“冲突不休”？

【参考例题】近年来，我国各地的城市化过程中，“拆迁项目”越来越多，但是“拆迁冲突”却也越来越大，对于“拆迁”过程中的各种激烈矛盾，你怎么想？

【参***】

首先，我认为拆迁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其中一个主要矛盾根源在于“拆迁成本越来越高”，造成大家对房价的心理预期越来越高，导致了拆迁难度加大。目前，因拆迁补偿造成的矛盾越来越多，但控制拆迁补偿可能会加重拆迁户与拆迁方的矛盾，这是导致调控拆迁成本的难点。戴斌老师的看法是，**需要改变“补充方式”，不要老是在“现金”上做文章，需要在就业、住房等方面有配套政策，矛盾就会少很多。

坦然而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拆迁实际上是**、开发商和被拆迁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过程。**获得的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即加快旧城改造，改善人居环境。因此，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城市拆迁是**、开发商与被拆迁户动态博弈的复杂过程，在开发商与被拆迁户的博弈中，**从加快旧城改造，保护处于弱势的被拆迁户利益出发，单纯提高拆迁的补偿标准，而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跟进，虽然短期内可使被拆迁户受益，但仍然会出现很多后续的问题。

因此，调控补偿标准是正确的，但是千万不能忽视了拆迁的另一问题，“拆迁户”的“安置”以及“配套措施跟进”的问题。有时候，不一定全部以“货币”形式补偿“拆迁户”，合理政策性安置，也是一个很重要公共调控手段。

热点话题五：“李一”的背后，谁在造神？

【参考例题】2023年8月，一位所谓的养生大师——重庆缙云山绍龙观住持“李一”，被**履历和“神通”多处虚假，甚至涉嫌不法行为。**介入调查之后，这位很多人口中的“神仙”的面纱渐渐被揭开了。对于这个事件，公众开始反思：

“李一”如何走上圣坛的？是谁把“李一”推上了圣坛？请考生以客观的分析，谈谈个人的看法？

(答题时间限定为5分钟)

【参***】

其实对于“李一事件”，或许国人需要反思，为何这些所谓的“神仙”能轻易得骗过众多的群众，甚至是名人呢？或许，我国民众整体“文化信仰”的缺失是值得我们忧虑的，没有明确的“信仰”，结果很可能是换来“满天神佛”。或许，生活早已残忍地告诉我们，要生存得好一些，就得做一个看透世事随波逐流的聪明人。

如果守信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收益和鼓励，而**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不应得的收益，就会不断有人铤而走险。那么，我们就会见到更多像“李一”这样的“假神仙”。

事实上，无论把“李一”塑造成“神仙”，还是对他“疯狂批判”，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这都是一种“过左”或“过右”的思维。诚然，“李一”这个家伙存在“欺骗”，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了。但是从公众在“李一事件”的“**前”与“**后”的“天壤之别”，我们应该反思，公众的独立思考能力问题。

在今天，戴斌老师认为，客观、独立精神仍然是这个社会的稀缺品。

试想，倘若当初人们仅仅把李一看作一个普通人，想必不会被他牵着鼻子走；而今天把他还原成一个普通人，也不会这般“义愤填膺”。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是通往现代社会的人性基础。这并非什么艰深奥妙的道理，而是一个日常行为的准则，可于细微处见真章。

固然拿这把尺子要求所有人遵照执行并不现实；但要看到，当一个社会普遍缺乏客观、独立精神，乃至于这种人都成了大师、偶像，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也要反思。

热点话题六：“不闯红灯”也能重奖？

【参考例题】某地公安交管局决定出资10万元，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遵守交通法规奖励活动，对当天搜索开始后在各路口寻找到的“第一位不闯红灯的行人”、“第一位不闯红灯的非机动车骑乘人”进行现场奖励，每人一次奖励现金500元，以此激发和调动广大市民守法出行、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的积极性、自觉性。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参***】

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红绿灯、斑马线无处不在，按交通规则出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遵守交通规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对理所应当的事情进行奖励，就像对不杀人者进行奖励一样荒唐这种奖励很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即让人们认为做不好份内的事是应该的，做好了份内的事反而是应该奖励的。中宜教育戴斌老师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初衷是好的。

从管理手段上看，也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对“道德底线”的奖励(奖励市民做“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多少有些不妥，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对原有的公序良俗及法治秩序产生一定的破坏。

其实，重奖“不闯红灯者”，这一套路已不是什么创新，古已有之。在春秋战国时，秦国为求强大而行商鞅变法，也用过一次石家庄市近日街头奖励现金的招数。《史记·商鞅列传》里记载：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徙木与重金，买来了取信于民，买来了令行禁止，因而换来了秦国变法畅行，国家强盛。

但是，重奖“不闯红灯者”，这招能与商鞅等量齐观么？戴斌老师认为，未必。因为时代背景是不一样，群众的思维也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举措让人担忧，不建议广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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