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意象与城市旅游

一、城市意象。

一）、城市意象的概念。

国内学者顾朝林、宋国臣将城市意象的定义归纳为：由于周围环境对居民的影响而使居民产生的对周围环境的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认识空间，是人的大脑通过想象可以回忆出来的城市印象，也是居民头脑中的“主观环境”空间。

二）、城市意象研究进展。

自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意象》一书出版后，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城市意象进行了研究。按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可以将这些研究分为三个方面：结构性城市意象研究、评估性城市意象研究、城市意象规划实践。

结构性城市意象研究主要是**客观环境对人的意象产生、发展、改变的影响；评估性城市意象的侧重点在于研究人如何去感知、认识和评价环境；城市意象规划实践则是研究如何规划城市意象或在实际中应用城市意象理论。

1、结构性城市意象研究。

所谓结构性城市意象，就是人们通过通常认识、了解城市的基本要素对城市进行解构后形成的综合意象。林奇的研究发现，同一个城市的居民对城市意象要素的描述有趋同性， “任何一个城市似乎都有一个集体的意象，它是由许多个别的意象重叠而成”。同时，林奇通过对波士顿、洛杉矶和新泽西三个城市居民意象的对比研究发现，虽然波士顿的集体意象由相当密集的要素混合而成，但洛杉矶和新泽西市的意象则远没有那么复杂。

原因何在呢？

原来这种城市“可识别性”或“可意象性”的不同主要在于建成环境的“结构质量”有差异。林奇认为，结构质量包括视觉结构的清晰性和简单性，边缘和表面的连续性以及城市的“节奏感”。在人们形成的城市意象中，导致一种形态单元对另一种形态单元的支配地位，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观察角度、比例尺度不同，另一方面也与观察者当时的观察兴趣强度有关。

虽然林奇的工作因其对意象要素的直觉鉴别方法而遭到很多批评，且试图将许多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的意象叠加在一起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但他的技术却被广泛应用，并由此导出了一系列有趣的有关不同地区的不同群体如何对其所在城市构造意象的讨论。这对引导城市规划设计的公众参与和倡导“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理念都是十分有益的。

弗朗西斯卡托和麦彬在对米兰和罗马两市的对比研究中证实这两个城市都是高度“可识别”的，但识别的方式却有很大差别。米兰人的心理地图是由与城市放射状道路相关且相互连接的路网组成的，而罗马人的心理地图则显示出与该市的历史建筑、山丘、台伯河沿岸等地相关联的地标和边缘。

国外学者的研究还表明：城市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可能形成不同的城市意象。弗朗西斯卡托和麦彬的上述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居民的意象空间宽度大、综合性强、数据量大并有更多样的要素，而下层社会居民的意象空间宽度小、内容简单。

奥兰斯对洛杉矶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较富有的中产阶段活动范围大，偏好多，对广泛分散在城市内的各种资源不计较距离远近去享受；而下层社会不那么活跃，上下班距离较短，有限的收入限制了他们的偏好和活动空间尺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下层社会对其近邻事物的认识较中产阶级深刻。尽管他们的生活空间狭窄，但邻里关系却很紧密。西方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社区(如美国的黑人社区、英国的印度人社区、西欧城市的土尔其人社区等) 、我国大城市正在形成的由流动人口组成的分地域的移民村(如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南京的河南村) ,其形成一方面由于社区互助的凝聚，另一方面与新移民最初进入城市形成的结构性城市意象密切相关。

随着女权主义研究的兴起，女性和男性对城市意象的不同自然也成了城市地理学家研究的课题。威尔松的研究发现：男人把城市的不确定性理解成一种危险，而这种危险是可以进一步控制的；而对女人而言，城市的无序并不意味着危险，尽管这种潜在的危险对女人来说要比对男人的危险要大的多。

多莫什则提出了从“妇女对城市的意象的认识”、“将城市形象化为女性”以及“在城市中寻找女性空间”三个女权主义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

结构性城市意象差异分析：认知距离导致空间错位是主要的原因。所谓认知距离就是人们印象中的主观距离。

为什么当人们外出时从家到目的地(外出) 的感觉距离要比目的地到家(回家) 的感觉距离要远？这就是最常见的认知距离和实际距离之间的差别。由于主观距离与客观距离存在的差别，从而导致人们城市意象空间的错位。

人们对认知距离的研究一般包括：研究主观距离和客观距离之间的心理学关系，将主观距离的概念运用于传统模型来**人类的空间行为，以及认知距离形成的机理(其中包括大脑对距离的判断、环境的形式结构以及符号化了的环境如地图和路标的影响)等等。

通过大量对认知距离的特征的实证研究发现：主观距离和实际距离之间存在可以用指数函数来描述的关系。指数函数的变量主要是环境刺激的数量和种类，人们日常活动所经过的通道也起一定的作用。

在各种环境刺激变量的选取中，城市自身的形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它们要比包括居住年限在内的其他各种变量都要重要。同时，城市结构的不同会使人选择不同环境的刺激变量，从而产生不同的城市意象与认知距离。比如，在同心园式的城市中，人们对土地利用的变化可能更为关注；而在扇形模式的城市中，人们则对从郊区到市中心的主要交通路线更感兴趣。

在对认知距离和实际距离关系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城市中的中心点对于认知距离有很大影响，即：当目的地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吸引力时，从出发点到目的地间的认知距离就短于实际距离；反之则相反。美观或是实用性强的地点(如公园、邮局及图书馆、购物中心) 的距离要比实际的距离感觉近，而那些不吸引人的地方(如停车场、快速路交叉口等) 则比实际的距离感觉要远。

当人们由于认知距离和实际距离间的差别而感知到主观环境与实际环境之间的差异时，则被认为发生了“空间错位”。空间错位也包括对距离之外城市中其他空间结构的曲解。

考来里斯等人按照人们对临近中心点的物体的认知与中心点的关系将空间错位分为“地质板块型”、“放大镜型”和“磁力型”三种类型。所谓地质板块型，是指城市意象空间沿着中心点组织，从而导致人们对城市内次区域间的关系失去正确认识，看起来似乎象地质学中的板块构造。所谓“放大镜型”, 是指由于人们掌握了大量中心点附近的信息，在中心点附近的城市意象空间被放大，从而感觉到的区域比实际要大，而从中心点到其周围的距离也相对被夸大。

所谓“磁力型”和“放大镜型”正好相对，由于中心点的拉动作用而使得人们对于周围到中心点的主观距离比实际距离要小，人们从熟悉点到附近地区的空间距离要比不熟悉点到附近地区的空间距离要短。

2、评估性城市意象研究。

1）居住区评估性选择。城市的评估性意象研究被广泛应用于居民对居住区的选择的研究中。克拉克等人在洛杉矶的研究中，对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是受访者喜欢住在该市的什么地方。

克拉克将人们的第一选择落在地图上，并用不同的线条表示出各个邻里被选中的次数。在对该图分析时发现：虽然人们对某些居住区位的偏好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自然社会因素的关注，但人们对有些地区的评价则很难让人理解。

譬如人们在选择最不喜欢的区位时居然有洛杉矶居住增幅最快的地区，这就让人难以做出满意的解释。尽管如此，该研究说明人们对居住地邻里的偏好是可以被衡量和累计的。对于所有邻里的评价的累计则反应出了人们对城市的评估性意象。

2) 评估性指标体系研究。如果说人们能够对居住舒适性给予总体的评价，那么就牵涉到哪些因素影响或导致评价产生问题。约翰斯坦等人在一项旨在解释对邻里的评价过程的研究中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影响居民的居住偏好，即：

①与人无关的环境”, 主要是邻里的自然景观特征； ②人与人之间的环境”, 主要是邻里的社会特征组成； ③邻里的位置。卡普等人让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居民从100 个项目中挑选出其认为对邻里选择有意义的选项，从而得出了20 个有意义的要素。诺克斯将其分为6 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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