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参与式影像研究。
作者： 韩鸿单位：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
关键词： 参与式影像发展传播┊阅读：6182次┊
摘要]：参与式影像的中国实践已有十多年历史，而相关的理论研究尚是空白。本文密切关注这一新的影像实践形态，从发展传播学的角度对参与式影像的概念、**、操作程式进行了解答，并对参与式影像在中国乡村传播的特殊价值，最新发展态势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探析。
2024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改变传播的不平衡状态，是近年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而鲜为人知的是，从2024年起，一种新的草根媒介和传播方式——参与式影像就开始进入中国，并在环保、扶贫等领域中潜滋暗长。到2024年，这种新的影像形态已经在“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台湾“鸟山头影展”等场合多次亮相。在国内参与式影像实践方兴未艾的时候，相关的理论研究却仍是空白。
那么，究竟什么是参与式影像？参与式影像是如何操作的？它与普通的纪录片有什么区别？
在中国有什么特殊价值？发展中尚存在哪些问题？本文试做引玉之砖，结合国内外参与式影像的最新发展态势予以解答。
一、参与式影像及其起点。
参与式影像（participatory video）也叫社区影像（community video）、草根影像（grassroots video）、过程影像（process video）等，参与式影像可以说既是一种影像类型，一种行为过程，同时也是一套工作方法。肖和罗伯逊（shaw and robertson）将其界定为“一种创造性地利用影像设备，让参与者记录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来生产他们自己的影像的集体活动”。(shaw and robertson ，1997；1)[2] 里奇和克里斯·朗奇（nich and chris lunch）则认为参与式影像是“动员群体或社区塑造关于他们的电影一套方法”。
[3] 以集体行动为特征的参与式影像的生产与传播是一个创造对话、促进思考、凝聚共识的民主化过程。作为20世纪西方发展传播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式影像往往聚焦于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的发展问题，把影像作为弱势者发声的工具和媒介，通过与草根民众的参与性合作，“给人民赋权以塑造他们的命运”，它给那些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传播网络之中被忽视的人一种声音，使那些在大众传媒中没有被呈现的观点带到社会表层，最终促进发展问题的解决。（shirley a.
white,2003:20）虽然对参与式影像有不同理解，但仍有几点基本共识，即：1、它是对影像技术的创造性运用；2、民众不仅是信息终端，同时也介入生产过程成为影像信息的产制者；3、它是一种群体参与的行为。
参与式影像起源于2024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nfb）在纽芬兰地区实验成功的“福古岛程式”（fogo process）。在这项名为“挑战变革”（ challenge for change）的计划中，加拿大**为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拟重新安置偏远的福古岛上散居的岛民。导演兼制片人colin low与纽芬兰纪念大学（mun）的donald snowden成立了一个“福古小组”，将互动的电影作为一种促进落后地区社会变革和为民众赋权的工具，给平时无法“发声”的岛民一个聚焦当下问题和讨论的机会。
他们将摄影机交到当地人手里，让他们在镜头前自由阐发自己的观点。“福古小组”总共拍摄了28部关于岛民生活、个性和事件的短片(coish, 1975)，并岛上在35个地点放映。散居在岛上10个社区近三分之二的岛民通过影像的生产和传播意识到了面临的共同问题，并开始意识到，团结和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决策部门在**电影后，也有了同这些很少听到的草根声音进行交流的机会，并最终导致**公共决策的改变。在**的帮助下，福古岛建立了造船厂和鱼业加工厂，岛民的就业和生存问题得以解决，福古岛的历史从此彻底改变。之后，这个以“福古岛程式”为名的影像实验开始在全球推广，成为参与式影像的基本模式。
二、参与式影像的操作程式及与普通纪录片的区别
参与式影像诞生后，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非**组织global vision的社区影像顾问pamela brooke和尼泊尔greencom的社区影像专家kedar sharma共同撰写了一个操作指南。以六周作为一个工作周期，介绍了参与式影像的操作步骤。
（pamela brooke and kedar sharma,1997）
上述操作程式是参与式影像中最典型的一种——赋权型影像（empowerment-type video），它将影像制作作为弱势群体相互沟通和自我发展的工具，鼓励那些因社会、经济、教育等原因长期处于“失声”状态的群体，能够通过影像来创造性地表达自我，增加社区民众尤其是穷人与妇女的发言权和决策权。类似的参与经历有助于减少他们过去在社会体验中形成的“无权感”，增强弱势群体的自信和自尊。发展传播者在指导拍摄的同时也进入到传播和学习过程中，设法在指导和让当地人主动参与、在有意控制和让事情自然发展、在威权主义和非压力式的民主对话手段之间找到平衡点(kawaja 1994:
141).。在赋权型影像中，人民积极参与影像的生产和传播过程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参与式影像项目获得成功，则可以认为人们已经被实实在在地赋权了。
参与式影像具有普通纪录片中参与型(participatory)与自我反射式(reflexive)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纪录影像的社教功能，因而具有科教纪录片的一些特征。但是从本质上讲，不管是与普通的人文纪录片还是科学教育纪录片相比较，参与式影像又有较大不同。
首先，价值重心不同。对于普通纪录片生产而言，最重要的是作品，而参与性影像是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而存在，除了重视最终的影像产品，更看重影像的制作过程本身，即在拍摄过程中聚焦共同议题，集体讨论，形成共识。
其次，在生产方式上，参与式影像与纪录片也有较大区别。纪录片是作者独立创作的个人作品，纪录片的主题最终会怎样表现，拍摄对象会以何种方式得到呈现，被拍摄者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发言权。相反，参与式影像中，当地人都身兼拍摄者、表演者（被拍摄者）、**者三种角色。
弱势群体可以根据他们所感知的问题来决定其**的主题，并且能够控制他们将怎样被呈现。此外从观众来看，纪录片的观众没有特定指向性，而参与式影像的观众是特定的社区成员，利益相关者与政策决策者，较有针对性。
再次，参与式影像不同与纪录片之处，还在于它特有的价值标准、传播途径和**方式。纪录片通常遵循严格的美学标准，旨在引发观众思考，或者带来美的享受，但不一定期待反馈。而对于参与式影像来说，更注重内容而不是形式，“一些优美的影像作品和高级的讲述技巧可能会在社区影像**现，但是这些只是额外的收获，而不是节目制作本身的目的。
”[4] 参与式影像更看重影像的社会动员和表达效果，因此观众的反馈非常重要，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反馈使民众被赋权行动，而技术质量则关系不大。从传播途径看，纪录片一般都希望进入大众传播渠道，而参与式影像在它发生效用的文化社会环境之外并不具有什么意义。参与式影像一般避免大众**，制作的录像节目也不会转化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但是针对性的小众传播却非常重要。
三、参与式影像的理论背景
1、发展范式的转换与传播观念的嬗变
二战后，随着西方发展理论从现代化范式、依附范式再到多元化范式的演进，相应的发展传播理论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线性传播模式，创新扩散模式，发展到参与传播理论。参与传播理论认为，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框架下的单向、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它漠视民众的智慧，创造力和地方性知识，导致许多宏大的发展计划最终失败。
因此必须将传播实践从一种单一的、与社区分离的垂直信息传送模式转变为将草根民众的参与纳入其中的横向传播模式，使传播更倾向于多元化、小规模、当地化、非体制化，加强传受者的意见交换以及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水平传播，通过发展地区民众自愿参与的互动方式，使传播产生过去大众媒介无法产生的效用。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各种形式的本土媒介和小众传播工具逐渐被纳入发展传播的视野中，如舞蹈(mlama,1994)、戏剧(mda,1993)、传说故事以及歌谣(mwangi,1996).等，影像、广播等现代传播媒介也是其中之一。
2、理想言语场景理论与解放的教育观
参与式传播建立在一个理论预设之上，即假如人民拥有工具来传播他们关心的事务和社区行动方法的话，人民就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5] 这个假设的哲学基础**于同时代的哈贝马斯（habermas）和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认为，开放的传播渠道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社会成员需要民主的传播论坛来解决社会冲突，产生共识，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制度性的理想言语情景，允许成员自由讨论和交换意见。
并因此提出了达成相互理解的四个条件：易理解性，真诚陈述，真实性，合乎规则的正当性。(habermas 1984:
23)。满足上述四个条件的理想言语场景显然不可能存在于官方和商业媒介之中。与之类似，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在《被压抑者的教育学》（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1973)中提出了“解放教育观”，认为对话是弱势群体获得“解放”的重要途径，而要展开对话，民众的真正参与是先决条件。
在交流中有两个前提很重要：一是要真实地表达思想；二是要积极地参与交流。公众只有在交流中学习，交流中觉悟，学会思考产生批判意识，才可望获得“解放”。
因此要塑造理想的言语场景，就需要寻找一种能够自由发声和促成对话的媒介，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模式向平行的、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转移。(thomas jacobson; 87)
哈贝马斯和弗莱雷的观点给发展传播学很大启示，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主导范式的没落”与新一代范式的兴起，实际上就是对早期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与修正。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并无一个“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进而强调发展传播实践要从“本土”、“本地”出发，与当地文化传统相结合，采取适应当地情况的传播措施。在传播与发展的问题上，它提倡将传播媒介作为内在而不是外在的发展工具来使用，强调在社会网络中运作的小媒介和草根传播途径的运用，帮助人们去表达他们的问题，而不是被简单强加一个在其他地方被实施过的计划，以使知识和技能的内生性获得成为可能。
由于影像对落后地区识字率低的民众来说不存在传播障碍，符合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易理解性，真诚陈述，真实性”等条件，加之dv容易操作，便宜、轻便，容易复制、回放和传播，可以产生广泛的“扩散影响”（spread effect），因此成为继广播之后的一种理想的信息生产、传播工具，逐渐在参与式发展传播中脱颖而出。（nich and chris lunch，2006：16）
四、 参与式影像的中国价值
没有传播就没有发展。中国的发展实践令世界瞩目，但是中国的媒介构成与发展传播的内在要求却是错位的。发展传播的实践证明，自上而下的扩散型大众传播方式只是发展传播的一个重要支持系统，在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的发展理念下，更需要参与性、地方化、横向和自下而上的传播系统，在中国的媒介体制存在结构性缺失的情况下，参与式影像的适时进入，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1、 中国乡村发展进入攻坚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贫困人口总量大幅减少，绝对贫困人口已缩减到2000万左右。但是，通过自然的经济增长来大幅减少贫困人口的阶段已成为过去，目前进入了一个穷人缓慢减少，并略有回升的相持发展阶段，需要新的发展策略来解决特殊地区的贫困问题。
现阶段我国的贫困问题表现为：一是贫困人口地域分布上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基本格局，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高寒山区、干旱半干旱地区、荒漠沙化地区等老、少、边地区。二是脱贫难度明显加大。
受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社会发育程度低等多重因素约束，单一措施已难以奏效，必须从生态、经济、社会各方面入手，采取综合措施，实行综合治理加以解决。（王国良，李小云，2003；72）因此必须构建新的反贫困机制，传播系统的构建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新闻摄影中的摄影意识
作者 何文亮。艺海 2009年第07期。新闻摄影是传播信息和知识的媒介。我们知道，新闻摄影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所以人们从新闻 上可以获得政治 经济 科学 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帮助读者了解国内外局势 新技术动向及各种各样的信息，对人们沟通情况，做出决断，发展生产和改进工作都是有好处的。新闻摄...
新闻摄影的技巧
作者 康健。活力 2014年第12期。新闻摄影创作是一种最少固定最多例外 最少常规最多变化的精神劳动。当你面对着具有新闻价值的人或物，头脑恰又被一个真实的情感意象所吸引 占有时，按动快门的刹那，你考虑的一定是如何构成一个理想的具有表现力的画面。也许就在这个决定新闻摄影作品命运的一瞬间，你会深深地感到...
新闻摄影的意境
中国人发明意境这一概念已有一千二百多年。意境，在中国美学中是一个独特概念，也是炎黄子孙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它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艺宝库的一大贡献。对印度 日本 东南亚等近邻国家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展开对意境的研究。在中国人类发展史上，从意境概念产生的那天起到今天已有无数个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涉足这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