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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以上案例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题目，涉及到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外国资本的进入和对传统观念的冲击，不过无论如何“银行被贱卖”的提法略有偏颇。所谓“贱卖”在我看来无非是某些人只看到了别人获取的利益，而没有看到让战略合作伙伴获利是“共赢”的必要条件。

这种红眼病的心态无非是独占主义和狭隘思想的延伸，在企业和国家追求全球营销战略的今天是千万要不得的。

记得2023年以前坏账、死账一直困扰着我国银行界，长期以来，这些银行一直被视为“技术上破产”，它们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只是因为其所有者---中国**会坚定地站在它们及其储户的背后。自从2023年以来，中国**已向其最昂贵的银行复苏项目斥资近5000亿美元，用以扶持本国境况不佳的银行。尽管财政援助大有必要，但拆东墙补西墙只会使损失更多，难以奏效。

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主体单一，责权不明，这种现状严重制约了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例如：我几年前有一家很小的工商银行，是工商银行和某单位三产企业--劳动服务公司合办的银行，从业人员以下岗的中年女性为主，虽然可以为一部分人提供就业机会，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既不能提供好的服务，又不能有好的发展，后来这家银行消失了，但留给我们深深的忧虑这样的经营模式、拓展战略是很难跟得上全球经济发展的。

因此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必须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实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股份化。对于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央行一直认为应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按照国有独资公司的模式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进行更新和完善；第二步，将有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国内企业、居民和外国资本都可以参股，完成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从根本上解决商业银行主体结构问题；第三步，将符合条件的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开上市。

在加入wto的背景下，要争取用五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造及发展成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现代化大型商业银行。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领导层大胆采取行动，重组陈旧的银行系统，颇值得赞赏。鉴于风险巨大，中国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是相当明智的。所谓战略投资者就是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与发行人具有合作关系或合作意向和潜力并愿意按照发行人配售要求与发行人签署战略投资配售协议的法人，是与发行公司业务联系紧密且欲长期持有发行公司**的法人。

我国在新股发行中引入战略投资者，允许战略投资者在发行人发行新股中参与申购。

我们应当看到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规范、有计划的。在“2005中国论坛”上，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指出，战略投资者必须坚持五项原则，在“2005中国论坛”上，他说，战略投资者必须坚持五项原则：首先，从国家利益看，要保持国家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二是从市场行为看，中外双方应按市场原则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三是中资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应与自身特点相结合，以提升中资银行自主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为目的；四是外方投资入股中资银行一般应当是大型金融机构，在银行经营管理方面有丰富经验；五是监管部门将坚持严格的资格审查，并跟踪和评估实际效果。

同时“战略投资入股中资银行的机构，投资所占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不得高于20%；股权持有期须在三年以上。”等标准的出台也是我方占据着主动权。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引入外国投资者目的是在引进资金的同时引进先进技术，包括产品开发、市场营销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内容，缩短和国际先进银行之间的差距。

从效果来看也是不错的，例如2005到2023年期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有三家赴海外上市——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它们的股价在上市后全线**。这三家银行的首次公开发行**，均以其规模和机构投资者及香港**投资者的热情而备受关注。仅中国工商银行就筹资220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ipo。

稳健的股价走势，即反映出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认可，也反映了投资者对这些银行本身状况的看法，它们的上市都可说是一项惊人的成就。目前已成为经过全面改革、为投资者提供可观回报的银行。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负责人汤小青表示，“大型上市银行在减少坏账和提高资本充足率方面“做得不错”。

这些银行现在需要致力于改善公司治理（包括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创建一种企业文化——这都是它们作为**机构时所缺少的。有了上限20%的股份，外资银行实际上既可以监督中方经理人，也可以就如何引入现代管理方法给他们提供建议。”

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内，外国人向中国各家银行所倾入的资本金额已达到惊人的140亿美元。外国战略性投资有力地催化了中国的银行改革。通过相互承诺和适当的交易结构，外国伙伴能够给中国各银行带来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增加值，尤其是在信用政策、产品特色、风险控制和公司治理等方面。

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利用中国各银行巨大的分支网络和客户群，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内提供服务。然而，随着外资对中国各银行的兴趣日渐增大，也会带来一些担忧，正如上面提到的“银行贱卖说”。其实是否“贱卖”的评断要依赖于建立一套完整的资产评价体系，要符合中国特色，要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和广大的消费群体价值，并正确区分风险的高低，从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

而我们自己也应该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能只看外资获利情况，更要看到外资在管理方法、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发展战略等方面带来的进步，企业内在价值的提升。

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银行体系，中国商业银行必须改变官僚作风、政策性贷款和腐败丛生的银行文化，实现效率、透明度和股东价值最大化。在这一关键方面，外国战略性投资对中国各银行的帮助最大，中国举世无双的制造行业便是明证。通过向中国企业和合资公司投资数千亿美元，跨国公司为当地制造业带来现代技术和最佳商业实践，因此使中国迅速上升为极具竞争力的“世界工厂”。

现在本土银行和外资银行都希望找到一种方式，将自己与中国经济显著的增长连在一起，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银行业改革意义最深远的副产品之一，将是资金更充沛、力量更强大的本土民族企业推向世界，这可能对中国自身产生深刻影响，范围远远超出金融领域。

希望国有银行能在竞争中改革在改革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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