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新闻1001班。

学号：41姓名：吴伟康。

回眸，纵观中国数千年之文明，源远流长﹔横看世界诸邦蛮夷、后世列强之变化，日新月异，风起云涌。时间在分分合合中不停地流转。到了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2023年，前进的洪流滚滚而过，**充耳不闻。

这一时期，一大批欧洲人远涉重洋，来“遍地是**”的亚洲寻找机遇和财富。日本实权人物织田信长接纳了一批西方传教士，允许他们建立**教堂，在当时的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传教士帮助信长铸造火枪、火炮，大大提升了织田军的战力。

中国同样有机会接触并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实现飞跃。但**怀揣着自己的大国情怀，紧闭大门，拒绝“蛮夷”的进入，最终，停滞不前。《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历时七年的用心之作，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即为“2023年，毫不起眼的一年”。

书的重点不在于这一年发生的琐事，“万历十五年”只是一个引子。全书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主体为万历朝六位传奇历史人物的遭遇。黄仁宇先生在研究明史和其他学者观点时遗留了诸多疑问，他苦苦思索问题的结症，《万历十五年》正是这些思考的结晶。

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作者认为，“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的低能。“明朝采取严格的**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上面这句话似乎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统治者保护落后的自然经济，没有发展先进经济的要求。“民穷”，不是组织国民经济活动的**和约束国民的法律不得力，而是“民”的生产方式太落后！

落后的自然经济将百姓锁在了自己的土地上，间接保障了帝国的安全。封建统治者对发展先进经济毫无兴趣，他们通过剥削和毫无代价的徭役享受奢侈的生活，他们只要求帝国的安全与稳定，这样就可以永远地享受奢侈的生活。而他们对百姓的生活要求却是“黎民不饥不寒”（孟子：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只“不饥不寒”，何谈富足。

同时，作者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后，促进工业资本主义发展。

笔者注），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由此看来，在万历年间，即使部分地区的商业得到较好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也没有动摇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再者，书中叙及的主要人物，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黄仁宇先生称之为“大失败的总集合”！作者困惑：

“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黄仁宇先生最终得出结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不论结论正确与否，从唐朝科举制兴起到清朝末期学制改革，一个春秋时期老人的道德体系，作为中国当局和全体国民行为的圭阜，长达一千多年，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开朝立宗者多么霸气，看见孔孟、朱子像，必定毕恭毕敬。牛叉如朱元璋者，传说曾想拜朱熹为祖宗，无奈家底太烂，只好作罢。

儒家教义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就像宗教控制着它的信众，道德的意义被强化到无以复加。作者在书中多次诟病中国的“古典法治”，认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建设两千多年却致烂尾的根本结症。但强化道德、封建法制不健全与如是等等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关系，笔者还在纠结中，未能理解通透，限于篇幅有限，点到为止。

万历十五年至崇祯十六年，还有不到六十年的光景。明亡于崇祯之手，然积弊久矣！嘉靖、万历、天启数朝的荒唐行为将大明的气数消耗殆尽，最终它无奈的终结于崇祯之手，无论他做何挽留……崇祯十六年，即公元2023年，农民军攻入北京，明亡。

崇祯帝在景山自缢身亡，死前于兰色袍服上大书“勿伤百姓一人”。几乎每个提及明亡的篇章都不会忘了这个片段。崇祯在死前说，“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他愿“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尸”，只希望“贼”，“勿伤百姓一人”！

明亡之过不在崇祯，朱由检已经尽力，他竭力挽回局面，无奈积重难返、大明气数已尽！他走时，心中一定满是遗恨、无奈与伤痛！如果万历能看到这些，不知会做何想？

是诧异，不忍，还是悔恨！不知九岁就登基的他，还会不会心安理得地为了一己私利，而怠政几十载，荒废国事，安于享乐！也不知，如果万历皇帝有所觉悟，万历十五年之后的日子会不会更好一些！

后记：在文末附录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黄仁宇著）一文中，黄仁宇先生在谈及他“大”历史观的渊源时，竟提到了一个和中国新闻学颇有关系的人，即中国新闻学鼻祖之一的范长江先生。原文摘录如下：

“在武汉时代范长江兄则是无党无派，任《大公报》记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时从军，部队被打散。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交迫，跳水自杀，被救后改名长江。

曾几何时，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的负责人，以后在文革期间，在确山身放。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