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变》读后感2019字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宋代是争议颇多的王朝。有鉴于晚唐五代的教训，大宋建立之初便将崇文抑武定为基本国策，这也致使华夏民族一改曾经的尚武之风，成了弱不禁风的偏科生。

公元1063至2023年是北宋英宗、神宗在位的时期，上承四十二年的仁宗盛世，下启北宋末年的哲宗、徽宗两朝。短短二十余年间，宋王朝整体上仍维持着表面的繁荣，但熙宁变法却自上而下地改变了帝国的体制和政治氛围。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十一世纪，王朝的领航人和精英们怀抱重振汉唐雄风的初衷，播下变法的种子，却未曾想过它结出的果实，深远地左右着帝国的荣辱兴衰。

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冬梅教授所著的《大宋之变》一书，正是对北宋这二十年间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变革的详尽描绘。《大宋之变》开篇，宋王朝在位最长的宋仁宗撒手人寰，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给朝局带来新的变化。

仁宗并无亲生子，宋英宗以养子身份入继大统。但无论是仁宗生前还是身后，这对养父子内心都不愿意承认双方的父子关系。因为身份认同的缺失，加上长期作为候补皇子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英宗一朝手握权柄，就发动了想要承认亲生父亲名分的濮议之争。

英宗在位的四年，濮议之争导致的内耗成为了朝廷的主旋律。

英宗即位四年就告别了人世，继任者是他的长子赵顼，即后来的宋神宗。《大宋之变》中的脉络主线，由此展开。

神宗勤勉好学，年富力强。由于急于为其父的血统正名，也为了重振中原王朝，复兴汉唐故土，即位之初的神宗便锐意进取。其志不止于中兴大宋，更希望比肩唐宗宋祖。

相较于因循守旧，主张温和守成的谏言，初登大宝的年轻皇帝，显然更属意于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意见。朝堂上老成持重的**们对改革之事慎之又慎，毕竟就在十数年前，一场名为庆历新政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言犹在耳，墨迹未干。

事实上，关于帝国的走向，大宋朝一直充斥着两种声音。一种是寄望于加强教化，广开言路，让君权受制于百官和道德的约束，实现君臣共治。这显然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大宋之变》的人物主线里，司马光便是其典型代表；另一种则主张实干，君主集权和主抓财政管理。

通过高效的行政手段，为**和皇帝寻求更高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仁宗朝的名相吕夷简，庆历新政的主导者范仲淹，到之后的王安石，皆在此列。

客观地说，神宗朝之前，这两派并没有明显的界线，也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权欲斗争和政治倾轧。大臣们虽有不同意见，但每遇大事，皆以公心为上，捐弃分歧，求同存异。但到了神宗朝，情势发生了变化。

神宗需要强大的财力作为他开疆拓土的后盾。迫切寻求解决方案的年轻皇帝，遇到了走进他视野里的王安石。当王安石将他的改革蓝图向皇帝和盘托出的时候，神宗彻底折服，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开始了，曾经微妙的平衡，也就此打破。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王安石，性格偏激进和执拗，时人称他作“拗相公”。地方任上小试牛刀带来的信心满怀，让王安石坚信自己的治国方略势必放之四海而皆准。神宗对他的全力支持伴随着殷切期许，这份压力让王安石即使获悉变法存在种种问题，也必须一往无前。

当天下对变法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的时候，王安石开始动用自己对皇帝的个人影响，将君权和国家意志**在他的变法战车之上，无往不利的同时，也让大宋的政治驶向了未知的深渊。

作为旧体制坚定的守护者，司马光极力希望拉住朝局失控的缰绳。但神宗对旧党的君子们始终抱有欣赏却不采纳的态度。或许他深知，旧党是和平年代赵宋王朝坚定的护航者，只可惜他们私德高尚却缺乏实操，空有一腔热情，却对自己心中的理想无所裨益。

屡谏无果的司马光退居洛阳，专心著史，成就了皇皇巨著《资治通鉴》。旧党的蛰伏，并不会消缓双方的矛盾，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出更大的能量。元丰八年，三十八岁的宋神宗带着无尽的遗憾英年早逝。

年幼的哲宗即位，垂帘听政的高太后起复司马光，变法随着神宗的离去人亡政息。旧党对新党的打压，和当初如出一辙。双方渐渐脱离了对是非的争论，开始了赤裸裸的排除异己。

谥法云：“名无能名曰神”，意思是“实在不知道如何评价”。这个谥号用在神宗身上，联想到他在位期间为后世留下的政治遗产，实在令人扼腕。

熙宁变法间接带来的秩序崩坏，令所有制衡帝权和相权的力量被打散重编。神宗朝后，新旧党争从当初的君子之争，彻底退变为政治家们钻营角力的途径和手段。

不断倾轧和往复的斗争，让大宋变成了重病缠身，步履蹒跚的臃肿老人。每一次新旧党轮替带来的撕扯，都对帝国的脏腑都是一次经久难愈的创伤。甚至于到了宋室南渡，新旧党所代表的两股力量，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转变为主战与主和，它们之间的争斗，继续纠缠着羸弱的南宋帝国，直至它寿终正寝。

回到《大宋之变》所着眼的二十年，当我们用今人的眼光去看待那场变革，从字里行间读到对王安石、司马光乃至宋神宗客观公正的评价，仍然很难想象它最终带来的后果。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帝国曾经最璀璨的群星，终究没能汇聚成耀眼的光芒，令后人掩卷深思，慨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