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艾的时候，可可发给我一条链接，是一个***摘编的一篇关于hiv歧视的文章，我看了一下，摘选自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
在图书馆找到这本书，翻开扉页，便有两张地图的插图，标明凉山州以及昭觉县在中国的位置。一个个熟悉的地名钻进眼帘，美姑，昭觉，西昌，乃至越西，木里。
回忆。才读到自序，里面的一个故事，已让我感到鼻头一酸。作者去探访一位即将逝去友人，辞别后归途之中，一个孩子追过来，递与她一包米和一只母鸡，我仿佛能看到那孩子脏兮兮的脸上，山泉般清澈而坚毅的眼神，不留给她拒绝的可能。
沉重而温暖地，她抱着米，夹着母鸡，在昏暗的山路中独自前行。
人总是免不了主观。一个你去过，待过，留下过许多回忆，收获过许多成长的地方，它便不仅仅再只是一个地方而已。他变成了一个遥远的星球，仿佛因为那里曾有过一朵只属于你的玫瑰花，因而在夜空中成为某种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
因而当别人再次提及它，你便仿佛觉得，是在提及你的过往，好的坏的，总都和你有了关系。
虽然我从不曾在凉山长时间停留过，每次彩虹桥的走访、义诊或其他项目的实施，总都前后不过十多天。但因为次数之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坐那条烟雾缭绕、翻山越岭、一整天才从成都五块石客运站途径峨边、大风顶、峨曲古再抵达美姑的公车线路，三番五次的坐着摩托或五菱之光跋涉过无止尽的泥泞小道穿过乡镇集市和村庄前往那些山间简陋的小学校，每次都会认识一些不同的志愿者、医生和支教老师，看到不同的面孔上挂着同样灿烂笑容的凉山孩子，总都会留下不同的回忆，兜兜转转，积积攒攒，好像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于是看到这本书里提到的许多熟悉的地名，每一个都能勾起许多的回忆，有一些我甚至都快忘了自己曾去过。比如普雄的那个火车站，是有一次我，文子还有李同学我们一起走访完几所学校，从昭觉回成都时经过的。那次昭觉到西昌之间修路，所以只好取道越西。
那条线路我们是第一次坐，沿着一条山谷间的浑浊急流，班车摇摇晃晃的走着，走到一半，前面塌方了，有挖掘机在抢修。到达普雄已经天黑，我们匆匆吃了一顿饭，在火车站等火车。因为是晚上，我对那个火车站没有什么特别印象。
但书中所记载的火车站十几年前的情形则更为有趣：他们主要搭乘从梁山出发前往各地的便宜慢车。普雄镇也因火车站附近诺苏（彝族）聚众而“恶名昭彰”。
这个火车站现在应该已经早没有当年的盛况。如今，西昌到成都的高速公路旷阔通达，双螺旋的盘山隧道号称奇观，高耸的立交桥远远的甩开了这个小镇，于崇山峻岭之间，像一条现代性的豪言壮语，朝着具有巨大吸附力的超级都市飞驰而去。
现代化个体化。
诚如作者在后记中写到的，“若我继续往更高山区的诺苏村寨走，也许可以找到十年前的利姆样貌。但那些更形偏远的村寨命运，迟早也会往同一个渠道方向随波漂流去吧。”我们从14年开始进出美姑、昭觉等地的山间村小，这几天，不管是成都到美姑还是西昌到昭觉都在抓紧修路。
听闻今年交通状况已经大有改善。对于交通的掣肘有着深切体会的我由衷的感到高兴，路，可以极大的拉近空间距离，降低进入现代市场的成本，也意味着在这个一切以金钱为衡量的社会，山区的人们也开始有机会更便捷的进行交易、转换资源、有所收获，却也是更面临着被现代的消费社会吸纳的可能。
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我们仿佛眼睁睁的看着现代化的浪潮从祖国沿海的一个个港口城市蜂拥而入，扫荡东南，又漫灌到华南华中华北东北各大平原，一路猛涨这淹没四川盆地，沿着一条条江河、道路、峡谷，一直延伸到崇山峻岭之间最为偏僻的角落。
现在，许多大山深处的村落也都有了简陋的小学，会有支教组织支持的两三个支教志愿者和当地老师一起为几十个孩子提供基础的教育。我们几乎没想过他们是否会去读高中、大学。我们更多的是想着，至少他们会学会读书认字，也许会有机会到外面打工赚钱，看看外面的世界，到了大城市可以自己买票、认路，不至于轻易被骗，迷失。
想到这里，我不禁在思考，我们这难道不也是在成为他们融入这个个体化社会的推手吗？他们真的需要融入这时代的洪流吗？会否其实，偏安于山乡的生活并不一定是人们所不愿？
传统群落的生活绵延了数千年，自有它的合理之处，孩子们在山岗上奔跑跳跃，如同阳光下下的索玛花一般天真，可爱。为什么我们要将他们一个个推入巨型工厂般的城市、社会，让他们以青春和劳力，填充如这机器传送带与齿轮的啮合之间，榨干了年华，收获的却不过是无止尽的都市生活的欲望嚣张。
正如我们自己现在的生活，看看你的桌面，衣柜，书橱，有多少物件是于我们真正的人生价值相关的？如果我们没有被社会所摆布，也许我们不会产生那么多的需要和欲望，不需要每年买很多新的衣服、鞋子，不需要用越来越高级的手机、电脑，不需要在一点点或喜茶排队，也不需要在双十一来临之际暴击鼠标，以占便宜的方式买许多不必要的东西。但社会的洪流裹挟这我们，而我们不过是这滚滚浊流中的一颗小小的泥沙，所有的假设都不再可以成立。
我们只能如此，顺流而下，与生活妥协。
正如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处在一种不发展就灭亡的时代的“势”之中，除了摒除老旧的闭锁观念，正面与现代化国家激烈冲撞之外，别无其他去路可走。虽然这发展的路径也许有诸多不同选择，或立宪或共和，或西化民主或执拗于社会主义的大旗，朝着一个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的毫无方向的方向孤注一掷。但纳入现代化的体系之中，似乎已是注定。
而今日的凉山，如同这个国度里许许多多的偏僻乡里，也如同处在这样的局势之中。整个国家，甚至于整个世界，都处在某种对进步、发展、飞跃以及增长率的痴迷崇拜之中。而这一切，融成了某种无可抵挡的集体情感，成为了无可辩驳的大势所趋。
我们无力去分辨这种狂热究竟是对是错，而且很难断定人甚至政权在这潮流之中究竟能起到多大的调节作用。我们都如同钱塘江观潮者，看着现代化滔天巨浪，带给了我们无数可观的变化与进步，这样一种强制性的吞噬力量，带着它不容争辩的标准、规范的铁镰，要收割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收割每一个个体。而无论是国家、民族或个人，要在这其中独善其身，似乎没有了任何后退的余地。
为什么传统社会里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理性为本的西方现代文化碰撞时，传统文化或传统生活方式总是如此脆弱？而且容易被当今社会视为堕落的生活习惯所沾染？传统社会里的大众生活方式是以什么为精神指引呢？
非理性？以求生为目的形成的社会集群为什么会以非理性的生活习惯为主？或者说，为什么疾病产生时请毕摩进行仪式的行为忽然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非理性”、“迷信”呢？
在一个花费几十亿研究的药品甚至不一定有高于安慰剂效果的科学时代，为什么精神慰藉、超验疏解的传统方式，就变成了落后的愚昧的呢？谁定义了这一些？为什么它可以这样定义？
理性化的过程，逻辑秩序的建立，现代文明经过几百年的不断演变和积累，锤炼出了许许多多全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出生于这种社会之中的人，从小耳濡目染这一整套社会要求，并在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以符合自己的角色期待。这一套工厂班整饬有序的流程让所谓的“普通生活”已经变成了对于处于这种特定文化语境之外的群体和个体而言高高在上的生活方式。
对于未经现代社会以及教育制度塑造的人而言，是完全无法适应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现代社会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才形成这样不断复制、更新的生活系统，对于传统人群的陌生理应是合乎情理的。传统人群需要一个时间来接触、学习、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但以文化中心自居的现代社会中，传统的文化或生活方式很快被视为落后、无知，被异化被污名，被驱逐，使得这些人群无法在自由包容的环境下跨越文化的鸿沟，反而被驱赶进了现代社会的污泥沟渠。
这种污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按照不同的层级分布着，欧美、东亚、中亚、东南亚、中东，拉美，非洲。一旦某个群体被标签为落后，便永远不再可能真正的摆脱。
然而面对这样的强制性的压迫性的收割，异质于西方理性主义的民族传统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究竟如何迅速找到生存之道甚至顺势复兴呢？大约是无人能解的。
所谓文化，也许是千万年来，一个社群相对独立地或在其他社群的相互影响之中发展出来的一整套对周围世界、精神空间、日常交流、行为规范等进行阐释与传承的信息系统。也许可以发展出一种叫做文化的消化能力的概念，来说明某种文化迎拒、容纳或融合外来的占强权地位的思潮，并于其中吸收其精华，扩充自身的能力。而现代，对于每一种当地文化传统，似乎都同仇敌忾地面临着如何避免被外来的强制性的进步主义、理性主义生吞活剥，而寻找一种可与之共存，将之消化吸收融入自身，却又不过多的贬损自身的方式。
总之，现代化来了，早就来了，无论对错。这个世界将不再有世外桃源。
既然如此，我们不可能以回避的姿态，只能努力面对，在狂风暴雨中求得生存。社会滚滚前行，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我们选定一件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期望让风雨中的弱者，具有更多一点抵抗与反败为胜的力量。
所以我不会无力的质疑所谓的文化侵略，因为我们都无力质疑。西方文化侵略过了汉民族，或者说整个世界，接下来触角伸到了穷乡僻壤。所以我也不会无故的质疑那些为山区儿童提供基础教育、医疗照护等帮助的公益事业，因为我相信，这些能为那些即将与狂风暴雨中成长的孩子们提供力量。
艾滋病毒品。
其实我最开始几次去凉山，并不确切的知道我所去的地方曾经有过一段艾滋病或毒品“泛滥”的历史。
也许正因为这样的无知，我反而可以拥有某种更真实的记忆。我仿佛只是去了一个比我的家乡更为偏远、更为贫瘠、更为传统的村庄，那里的人们还穿着古老的手织布的深蓝色衣服，住着老旧不进阳光的泥土房子，庭院里养着鸡和猪，屋子里人和牛共处一室，小孩子在野地里用石片刮擦着屁股蛋儿。
这着实是我自己所到所见的最贫困的地区。距离一线大城市里拥挤的摩天楼，呼啸的机场，穿梭的高架于车流之间，难以以空间和时间的数字来很凉。
但是，你看到的不仅是那两个在你脑海里萦回了很久但你一直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字眼：落后。
你同样真切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嬉闹，追逐着公鸡、花狗或小黑猪，老奶奶坐在门槛上，抽着烟斗，缠着丝线，满脸深褐地褶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年轻的父母带了两三个幼儿在地里，挖土，种土豆，中午烧几根树枝，将土豆烤的发黑，再找一片瓦片，挂掉表皮烤焦的部分，往嘴里填去。一切都如山林山风一样，远古而祥和，清苦而与世无争。
而后来，我得知了一些情况，看了一些资料，才发现他们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凉山。甚至在网络上一些论争之中，某些偏激之人的言语和脑海里，凉山的人成了懒惰，无知，不思进取，坐等国家的救济的象征，他们吸毒，偷盗，传播艾滋病，如同无恶不作，好像完全是一个山野之间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狂乱的非理性的炼狱。
何以如此？在《我的凉山兄弟》中，刘绍华清晰的梳理了外来的“中英项目”的强制性的“反歧视教育”如何在原本对艾滋病并无太多歧视的凉山地区逐渐引入歧视的过程。凉山诺苏人对于生死、疾病的起因、**与看待都与外界主流文化诸多不同。
艾滋病原本在这里难得的被还原成一种真正的疾病（也许这反而是我们应该重视并研究这种文化何以可以如此平和的接受一种广被污名的疾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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