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考古学年鉴

发布 2022-01-31 18:19:28 阅读 2513

作者:李健民。

文章正文:2023年的夏商周时期考古研究成果丰硕,出版了多部重要的考古报告,发表了130余篇考古发掘资料和**,召开了“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殷墟发掘七十周年学术纪念会”等学术会议。国家“九五”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已经初步完成。

一夏代。夏文化问题的讨论目前学术界已经公认二里头文化的主体部分是夏文化,这是在长期探索夏文化基础上,“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实质性进展。对早期夏文化,尤其是夏文化上限的认定,学术界则仍存在明显的分歧。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中心地域内的大型都邑遗址。二里头遗址及以该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的关键时刻正式发表。

这是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最基本的著作,对夏文化的最终确认必将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偃师二里头》全面公布了1959~2023年间在二里头遗址的勘探、发掘资料,其中包括第一号、第二号大型夯土宫殿基址,中小型建筑基址和墓葬、窖穴、灰坑、水井等遗迹,以及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遗物。报告对二里头文化及遗址的有关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

通过对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内涵的分析,认为二者之间确实存在渊源关系。近年在河南密县新砦遗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具有浓厚的河南龙山文化风格,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类似二里头文化遗址一期的文化因素,可称为二里头文化新砦期。作为中介的新砦期将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连接起来,表明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依据文献记载可知,夏人以洛阳平原为中心的豫西地区作为自己的根据地,而这正是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主要范围。通过对碳十四测年所获数据分析,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均在夏纪年之内。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在时间上已进入商代,是商灭夏后保留下来的夏文化。

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则应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偃师二里头》的主要执笔者赵芝荃在2023年发表的有关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文章中,重申了在该报告中所持的观点(《中原文物》1期、《考古与文物》2期)。位于河南省济源市西北郊的原城遗址,面积达80万平方米和2023年曾先后进行过三次发掘。

原城遗址以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最为丰富,陈彦堂认为其在时间上已进入夏纪年范围(《中国文物报》11月10日),结合诸多文献分析,推断原城遗址应即是夏朝帝杼所居之原。

邹衡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考古与文物》5期),不可能都是夏文化,他明确提出,夏文化只能是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测定的二里头一期年代,就是夏文化的上限。他还认为古代文献记载的夏的启始年,都没有可靠的精确数据,谁也没有绝对把握确定夏始年是多少。以往碳十四测定可达到公元前20世纪,这倒是比较可靠的参考数据。

果美侠、李维明对文献中相关数据运用数学概率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中国文物报》11月24日),并将所得结果与夏文化中有关碳十四测定数据和夏文化分期相整合,以求对夏年代大致范围作出判断。根据对文献记载统计分析的结果,推断夏年代跨度最长为530年,最短为432年。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考古学编年分四期,显示其文化形成与堆积的时间接近400年。

表明夏年代分布应在400年这一时间范围内比较合适,任何过多超出这一时限范围的年代都难以同时被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的概率分析结果、二里头文化分期和有关夏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所验证。

先商文化的追寻经过多年的探索,目前许多学者趋向认定下七垣文化即为先商文化。魏峻将学术界对下七垣文化的认知过程作了综合论述(《文物季利》2期)。70年代,邹衡在论证二里头文化为早商文化的基础上,首先提出先商文化分布于冀中南和豫北地区,并从北往南依次分为漳河型、辉卫型和南关外型三个文化类型。

进入90年代,李伯谦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再次论证了以漳河型和辉卫型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可视为先商文化,并将之命名为“下七垣文化”,同时指出,“先商文化似乎就是后冈类型龙山文化和晋中地区龙山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魏兴涛认为下七垣文化由于时间和地域等的不同,可区分为漳河类型、鹿台岗类型等主体文化面貌近似但又有一定差别的文化类型(《考古》5期)。后者在继承前一种类型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

鹿台岗类型向东分布至商丘附近,古史所谓之“南亳”或“北毫”遗存,皆当属该时期的文化遗留。李维明的观点与上述意见大体相近(《中国文物报》1月27日),同时又提出先商文化向北方地区发展至涞水一拒马河一线(保北型)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接触的看法。

吕琪昌从海岱龙山文化陶鬶至商文化铜斝之间的演进关系,推断出商文化来自东夷的结论(《华夏考古》1期)。他认为南关外型在郑州出现是外来的岳石文化因素,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相当。商文化最具特征的铜斝和陶斝在二里头遗址与南关外遗址同时出现,表明商族在此时进入中原,取代夏王朝。

夏代其他考古学文化张学海认为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是同期的考古学文化。作为龙山文化的后续文化,岳石文化是东夷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中国文物报》2月3日)。目前一般定为b.c.1900~b.c.2023年左右,大体和夏代相当,下限进入早商纪年。

随着资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现知岳石文化的存在时间比原认为的400余年长得多,其终止年代自西而东相当悬殊。鲁中南、鲁西和鲁西南地区约存在400余年,不到500年;在鲁中北地区则达600年。岳石文化是早夏王杼时期到晚商早期阶段的东夷文化,夏王征服东夷对它的产生有重大影响,它的逐步消失则和商人东征的步伐及商文化东渐息息相关。

严志斌对1988和2023年发掘的晋东南长治小神遗址进行分析(《北方文物》1期),认为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与晋中二里头时期遗存在文化特征上相当一致,应属同一文化类型,但与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及下七垣文化并非同一文化。赞成其以同时的晋中太谷白燕第四期为代表的白燕文化命名,因白燕五期文化未发生质的变化,故此种文化的年代也就可以延续至早商时期。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大致为夏代至商代初期。辽宁北票康家屯城址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新的重要考古发现(《中国文物报》1月10日)。城址原为方形或长方形,北墙已被大水冲毁无存,尚余东、西、南墙残址。

东墙微外弧,残长92米;南墙较直,长135米;西墙尚未发掘。城墙的外侧及城墙外角还垒筑有“马面”式建筑。城墙外发现有宽约8米、深近4米的城壕。

清理出早、晚两期17段石墙,19座房址,6座出有人骨的石筑穴。北票西大川遗址发掘灰坑120多个,房址3座,墓葬3座,灰沟9条,石砌的城墙两段,出土陶、石、骨器等数百件(《中国文物》4月28日)。

二商代。早商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近年来,河南偃师**小城、郑州**和焦作府城早**址相继有重要发现,本年度发表了新的考古资料。偃师**和郑州**的始建年代被许多学者看作是夏商分界的界标。

随着考古新资料的发表,早商文化的研究更趋深入。

河南偃师**大城早在2023年就已经被发现,继2023年在大城东北角的发掘之后,又发现了一座小城和一座王宫池苑(《考古》2期)。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南部,平面近长方形,南北长约1100、东西宽约740米。发掘结果表明,大城是在小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其修建和最初的使用年代自然要晚于小城。

杜金鹏等认为(《考古》2期),小城的发现不仅最终确定了偃师**的始建年代,并且其年代被许多学者认定为夏商分界的界标,而且也解释了偃师**发现之初对所见宫城偏处于大城西南部,似与中国古代都城内宫城居中传统不合的疑惑。至迟与小城同时开始建造的宫城,正位于小城纵向轴线的中部偏南较高处。这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都城内宫城居于郭城之纵轴的最早实例。

池苑遗迹位于偃师**宫城的北部,其主体是一座人工挖掘,用石块垒砌成的长方形水池。水池东西长为130、南北宽约20、深约1.5米。从水池的东西两端,各有一条石块垒砌的渠道与水池通连——西渠为注水渠道,东渠是排水渠道。

两渠与城外围的护城河相通,形成循环流动水系。由于在水池和水渠中发现许多陶网坠和汉白玉网坠,故可推断这是供王室游乐的处所。

郑州**东北部发掘商代早期宫殿建筑基址多处(《中国文物报》8月18日),获得重要的层位关系资料并出丰富的文化遗物。在战国文化层内出土陶豆的豆柄、豆盘和肩部多见有模印文字“毫”的陶器等,这为推断郑州古为“毫”地提供了线索。商代早期灰坑h12所打破的一组宫殿基址的年代,经部分专家确认可以定为夏商分界的又一界标。

河南焦作府城发现一座商代早期城址(《中国文物报》12月19日)。城址平面为方形,南墙保存较好,边长300米。目前城址内发现四处夯土基址,其中一号基址的规模最大。

一号基址南北长70、东西宽约40米,由南北两个院落、正殿、前殿、北殿和西殿组成。正殿位于南、北两院之间,宽14.8米。前殿宽7.5米。

北院已发掘出回廊。城址的年代可确定为二里冈下层时期。这样,焦作**成为继河南偃师、郑州,山西东下冯、垣曲和湖北黄陂**之后发现的第六座商代早期城址。

尽管偃师**和郑州**已被许多学者视为夏商分界的界标,但对其性质,以及二者究竟孰早孰晚,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这仍是本年度争论的一个热点课题。方酉生认为偃师**是商都毫(或西毫),并非“别都”(《江汉考古》2期)。以后历代的名称虽然不一,但实质都是同指一地。

自汉以降,历代学者关于偃师为**亳(或西毫)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赵芝荃重申偃师**始建于偃师**文化第一期,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与第三期之交的观点(《中原文物》3期),进而提出偃师**大城早于郑州**,其小城更早于郑州**的看法,认定偃师**即“殷汤所都”。杜金鹏的意见与上述观点大体一致(《文物季刊》2期),认为偃师**的商文化第一期遗存,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商文化,其年代与二里头文化有所交叠,其文化内涵则既继承了二里头文化的若干因素,又体现出鲜明的商文化特征,与二里头文化应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

它在二里头文化之腹地的出现,应标志着夏商文化的交替。偃师**是商汤灭夏之后所建用于镇抚夏人的具有都邑性质的城邑,即后世所谓“西毫”。

郑杰祥认为,郑州**始建于二里冈文化一期(《中原文物》1期),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商代城址,从其规模大、文化内涵丰富并且处于二里冈早商文化分布的中心看,应当就是商初王都毫邑。偃师**则于二里冈文化一至二期之间始建宫城,其性质与以后所建的诸多**一样,都是环绕商初边疆建造的一系列军事重镇。偃师**建于商初,应当是一座夏商王朝分界的界标点,但它不是惟一的界标点,而且不是主要的界标点,主要的界标点应是郑州**。

徐昭峰从夏末的天下形势、汤伐夏的进军路线、偃师和郑州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两座城址之间的差异,并结合考古资料,论证郑州**为汤灭夏前所迁之毫,即“汤始居毫”之亳(《考古与文物》3期)。其始建年代应在二里冈下层文化之前,即南关外期。但实际意义上的建造,应在二里冈下层时期,于二里冈上层时期又有大规模的建设。

而偃师**则为汤灭夏之后在下洛之阳所作宫邑,是商初建造的最早的**之一。董琦亦强调郑州**是夏商分界的主要界标点(《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期),是成汤毫都所在和早商文化的中心,而偃师**则是在夏文化和早商文化研究成果基础上,成为夏朝灭亡及商朝建立的标志之一,但非主要的界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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