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车软件之战。
上海自贸区挂牌。
民营银行试点。
4g牌照。大妈炒金。
比特币。北京雾霾。
带薪休假制度。
扩大民营资本投资领域。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取消双轨制。
公务员工资问题。
医患矛盾。ipo重启。
反垄断，更多行业称为目标。
移动支付，微信支付宝对决。
平安保险、阿里巴巴、腾讯联手叫卖网络保险。
营改增。汽车限购。
1，支付宝，余额宝问题文章。
近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发文称应将以余额宝为首的互联网货币市场**纳入一般性存款、实行准备金管理，以此应对大规模集中赎回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同时缩小监管套利空间。文中盛松成按照相应标准测算，若余额宝投资的银行协议存款（这部分协议存款属于同业存款，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和个人在银行的存款，没有利率上限，也不受存款准备金管理）需缴纳存款准备金，以其目前5000亿的规模，收益率将下降约1%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创新意义是用人气极高的互联网平台与第三方支付的结合代替了传统的银行渠道，从而聚沙成塔，把老百姓的小钱汇集成数千亿元的**资产，从而在与银行的议价谈判中获得更高的利率。
据央行人士介绍，按照央行的调研，将互联网金融分为五类，网络支付（第三方支付）、p2p网贷、网络销售**，包括财付通、余额宝；众筹融资，分为股权融资和非股权融资；第五类，是银行实体店和网络金融结合的创新，比如建行做的善融商务、交行做的交博汇，保险公司做的众安保险。
互联网金融如何监管？笔者以为，必须从大局出发，厘清思路：
第一，互联网金融是中国金融业亟需的“正能量”。 毋庸讳言，由于长期的过度管制、所有制歧视和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中国金融业形成了大银行寡头垄断的格局。由于利率管制形成的稳定利差，银行几乎没有动力去做好服务和创新。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直言：“把小狗放在行长的座椅上坐着，银行照样赚钱”！银行好日子的代价是公众和企业的福利损失：
我认识的几乎每个朋友、同事，都在为如何不让存款贬值而愁白头；我认识的几乎每个民营企业家都悲叹融资难、融资贵。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大**，反证了中国银行业与**的无能与无耻，已沦为吸血鬼，吸的是普罗大众的血、实体经济的血。
总体而言，互联网金融发挥了以下作用：提高投资者的回报率、帮助从银行难以获得贷款的个人和企业融资。 如果没有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的快速崛起，实体经济或许早已被低效的金融体系给拖垮了，这并非危言耸听。
所以，对于互联网金融这样的正能量，我们没有理由不举双手欢迎。余额宝短短一年内吸引的用户数就超过了股民总数，这不是对“连规范的赌场还不如的**”无情的嘲讽吗？
第二，互联网金融是深化改革亟需的“基层创新”。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令人期待的60项改革，但“顶层设计”能落实多少并不乐观。***指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只是改革万里长征第一步。
而改革并不乐观的关键又在于“利益固化的藩篱。”从改革策略的角度考量，以互联网金融创新来冲破金融机构利益固化的藩篱，是比寄希望于金融机构的主动改革更为现实的改革路径。
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与20世纪80-90年代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一样，是一种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比带来的社会**更小。可以说，如果扼杀互联网金融这样的基层创新，中国的改革就已经失败了一半。
第三，互联网金融是打破所有制歧视的突破口。《决定》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机会公平本是市场经济应有之义，但却长期得不到落实。
旨在打破所有制歧视的2024年36条、2024年新36条，都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不能不令人深思。当下，几乎所有的互联网金融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因此，互联网金融还代表了金融领域国资与民资的“平权运动”。
我们要感谢互联网金融的创新，终于在国有金融垄断的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互联网金融其实是金融改革诚意的试金石：如果能乘机推动改革，当能取信于市场；如果继续压制民营金融，则将失信于民。
理解了上述“大道理”，不难得出结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关键在于：1）尊重符合金融消费者利益的金融创新，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2）***总理提出的“法无禁止皆可为”，应成为监管部门的重要价值观，不要总想着挥舞监管的大棒把市场关进笼子里；3）互联网金融所代表的基层创新，是落实三中全会改革的重要路径；4）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的主要出发点是防范风险，而不应掺杂其他“不良动机”。
由此反观央行的草案，其合理性大可存疑。“个人支付账户转账单笔金额不得超过1000元，同一客户所有支付账户转账年累计金额不得超过1万元”，这是对市场经济正常交易行为完全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当然也不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其真正用意可谓路人皆知：
扼杀余额宝，捍卫金融机构的金融霸权。一旦监管成为利益的工具，就丧失了其正当性。我们不反对监管，但是坚决反对把监管当成抵制改革、维护特权的工具。
我们可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既然互联网金融如此受欢迎，为何大型金融机构不去学习和模仿呢？毕竟，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银行拥抱互联网不存在技术性障碍。
当然，利益是唯一的障碍。银行不愿意让利于民，更不愿意告别坐着挣钱的惬意人生，不愿意从靠利差为生转变为靠创新和服务为生。
其实，中国金融业演进的最佳路径是相互融合：互联网巨头获得网络银行牌照，纳入银行监管体系；银行积极融入互联网，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自我再造。
2，财税体制问题。
**和地方财权划分：我国地方税收缺乏主力税种。
目前，我国共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等18个税种。其中，16个税种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关税和船舶吨税由海关部门征收，另外，进口货物的增值税、消费税也由海关部门代征。**和地方的税收财权划分具体如图1。
美国联邦和地方**的税收征收体系相互独立，各级**都有“主力”税种。一是联邦税收体系以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三大直接税为主体，辅之以消费税、关税、遗产税等。二是地方**税收体系，可再分为州**和市县镇。
州**的税收体系是以销售税和总收入税为主，辅之以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遗产税以及其他税种。销售税和总收入税占比超过50%，为州**提供了稳定的税源。市县镇地方**的税收体系以财产税为主体，辅之以销售税、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种。
财产存量不断增加，因而能成为地方**一个丰富的税源，所以财产税在市县镇地方**收入中的比重达3/4 左右。一些主要税种由**和地方共享税源，采用税率分享的办法划分收入，是美国分税制的一个显著特点。由****同时开征的税种有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销售税等；由联邦和州**共同开征的税种有遗产税；由州**和市县镇**共同开征的有财产税。
可以看到，我国**税除了有消费税、关税等大税种，在共享税中也占主要税收收入，而归属地方税的税种基本都是小税种，地方税目前缺乏主力税种。
税收结构：间接税为主，直接税比重低。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分类方法是以税收负担能否转嫁为标准的。所谓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同时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纳税义务人不能或不便于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的税种。间接税也称为流转税，一般在商品或劳务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征收，被转嫁到购买者。
间接税通常可以直接嵌入商品售价之中，属于可通过**渠道转嫁的税，优化再分配能力低下，对于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中低收入阶层，实际加大了其“税收痛苦”程度；间接税比重过高易推高物价、抑制内需，加大了结构调整的难度；对大部分服务行业征收营业税，会造成税收重复征收和税负偏高，使相关企业竞争力相对下降，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企业专业化细分与升级发展；较高的间接税增加了企业运营的资金压力，相应减少了企业投入技术研发和设备更新的资金，增加了企业转型的难度。直接税以归属于私人（为私人占有或所有）的所得和财产为课征对象，较之对流通中的商品或劳务的课税而言，有突出的优越之处。因此，在世界各国税收收入中，多以各种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险税等直接税种为主力税种。
在我国，税收结构中主要由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构成的间接税为主要税种，间接税比重达70%多，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美国的税收结构主要是以所得税、社会保险税、房产税等直接税为主，直接税比重高达82.3%。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失衡阻碍我国经济转型。
当前，间接税比重过高，对经济转型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
、**和地方事权划分：我国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地方**不计代价扩财源我国202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重点规范**和地方间收入划分的同时，对**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没有进行大的调整，逐渐形成了收入重在**、支出重在地方的收支格局，或通俗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现象，各级**事权财权配置存在明显的不匹配。****承担的事权尤其是直接支出责任相对不足，地方**尤其是基层地方**承担了过多的实际支出责任。
202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的支出责任逐年下降，地方**的支出责任不断增加。2024年，****在财政收入分配中占47.9%，但在财政支出构成中的比例仅为14.
9%，而地方**在财政收入占比52.1%，财政支出占比却高达85.1%。
美国的联邦**和州及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相对匹配，美国联邦、地方**在财政总支出中各自所占的比例大约为55%：45%。联邦**支出在国防、外交、科技、能源、司法等多个领域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地方**支出主要在教育、环保、治安消防、公园和休闲设施、交通、社区和区域发展等领域。
因此，我国地方**在财力被上收而事权不变的困境下，为履行好事权，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财源。途径之一，是做大蛋糕，尽可能多地分享25%增值税的总量，这必然激发地方**加大招商引资、加大投资上项目的力度以加速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途径之二，是扩大地方可独享的收入**，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这些收入大部分与土地有关，导致地方**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营城市”等口号下，大量征用集体土地和进行旧城改造拆迁，不断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发展城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大量违法圈地，以土地生财；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推高房价，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发展中开辟高增长税收，使地方**财政成为所谓的“土地财政”。
途径之三，大量发行地方债务，使得各地方**债台高筑。
三、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
一） 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将沿着“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条路径渐次推进。
预算，历来是社会公众了解**财政收支状况的主渠道，也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收支状况履行监督审批职责的总开关。在财税体制改革中，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透明预算，提高效率”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中明确提出的改革方向。透明的财政预算和高效的绩效管理，有助于让预算每一分钱花得更科学，减少浪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1、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目前我国预算审批包括收入、支出和收支平衡三个方面，但核心是收支平衡，而不是支出规模与政策。如果预算以平衡状态为重点，那么每年财政收入就必须完成预算安排，否则就会造成赤字扩大。这样一来，客观上容易带来预算执行的“顺周期”问题，当经济比较热的时候，完成收入任务比较容易，财税部门会倾向于少收点，民间的钱越多，经济就会越热；当经济比较冷的时候，完成任务不容易，财税部门为了完成任务就倾向于多收，民间的钱少了，经济就会更冷。
因此，《决定》明确提出，审核预算的重点由财政收支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在预算审批以支出为重点后，税收就不再是任务，而是预期，财政收入依法征收，该收多少就收多少，这是一项重大的机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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