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那些事

作者：郭华。

**：《安徽文学》2023年第11期。

杀年猪与吃“刨汤”

杀年猪的声音在寒冬腊月的山村，应该是最动听的音符了。

杀猪这一行当能作为一门技术而成为“匠”,很多年来我一直不解。但所谓杀猪的刀法问题让我渐渐了解，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这个称号的，毕竟杀猪屁股的匠一定是不会被请来杀猪的。

杀猪匠挽着高高的袖子，系着脏兮兮的围腰，伸出大手，轻轻地抚摸着院坝里的大肥猪，乘其不备，一把紧紧地抓住大肥猪的一只耳朵。大肥猪疼得“嗷”地一声，撒腿就跑。早已静候多时的叔伯们七手八脚，有的拉尾、有的拉脚，几下就把大肥猪摁倒在条凳上了。

“摁住！摁住哦！”大家齐喊。

而杀猪匠不慌不忙，抽出早已磨得雪亮的尖刀，对准猪的喉咙，“噗”地一声，鲜血喷溅。大肥猪使劲地挣扎着，“嗷……嗷……”的声音久久地回旋在村庄的上空，真有点“猪之将死，其声也哀”的味道。不过那时我们只是站在旁边，有些惊惧而又兴奋地观望着、欢呼着。

后来我在读鲁迅先生《药》的时候，便想起了这个场面，发现自己也是当了很多次看客的。

而后，猪将会在杀猪匠的鼓吹中变得庞大起来，吹胀了的猪于是落入滚烫的水中被刨净猪毛。乡民们有一句俗语“死母猪不怕滚水烫”,用以责骂那些不听话的顽固者，我估计就是从这里来的。猪毛以及猪**上的尘垢与滚水混合在一起，便是土家人所谓“刨汤”了。

而土家人便把杀年猪时的请客吃饭，叫做“吃刨汤”。“刨汤”如此肮脏不堪，任谁也是没有勇气吃的，这种叫法应当是乡民们一贯谦虚的语法习惯吧。我就常在母亲的语言中感受过这种乡民们的纯朴和智慧。

请客吃饭时，母亲弄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却不会叫客人吃肉，而是把肉夹进客人的碗中，连称“吃菜吃菜”。如果将萝卜与肉炖在一起时，也往往热情招呼客人“吃萝卜”。

随后的“吃刨汤”,气氛热烈，与其说是吃新鲜的猪肉，还不如说是乡邻的一次聚会。在我们的习俗中，杀年猪是不会独食的，必邀亲朋邻居一起共吃共饮。这有点近乎原始社会的习俗了，所谓“隔山打猎，见者有份。

”土家山寨里，永远有着和谐的氛围。

杀年猪是要祭神祭祖的，那些仪式对我们这些孩童而言，只是觉得猪头被放在祭台上供奉的好玩，全没有一丝庄重和严肃，后来学到“牺牲”一词，才觉着那时的唐突。

年猪一杀，年便近了，新的快乐又将在山村的炊烟中生长。

雪·豆腐脑儿·糍粑。

窗台上滴水观音绿意盎然，全然没有一点枯萎的痕迹，以为又是一个暖冬了。不曾想刚从办公室出来，寒意便袭了来，忍不住打了几个冷颤，知道冬天其实还会来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便看见对面的山上白茫茫的一片了。

下雪了，这个消息迅速在小城里传开了。

我的老家在湘鄂交界的山中，下雪是经常的事。离开多年，对于下雪的记忆仍在每一个冬天发芽。老家的雪大而厚，满山满岭的。

乡民们便开始了一冬的蛰伏。雪地上，狗的梅花印踩过，不久又被雪覆上。对于这种景色的描述，古诗中自是不缺乏佳作的，然而，我还是觉得一首不登大雅之堂的打油诗来得更加贴切：

“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在这样是世界里，除却狗，就只有顽童们快活的在院坝里。

堆雪人，打雪仗，这些事自不必说了。最好玩的还是用杉木皮做滑雪板，在屋前的斜坡上上下下，鞋子衣服湿透了、鼻涕流过“河”而结成壳了也不觉得寒冷。对于我们来说，大雪封山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

除却雪的种种玩法之外，最令人开心的其实还是下雪了就意味着要过年了。

下雪之后，我们的重压自然就卸下来了，儿童的天性才得以无拘的释放，加上随之而来的过年，我们对于下雪，是不能不心怀感激的。

知堂先生在他的《雨天的书》里曾写过冬天下雪的感受：“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闲时之意，尽显笔端。

我想，设若先生到我家乡来，看这满山的雪，该是更觉得愉快了。“青灯耿窗户，设茗听雪落。”融雪煮茶，煮茶听雪，古之文人是深得其味的。

我既无对茶的喜爱，也没有如此的闲情雅致，然而对于雪却是很喜欢的。除了前说的那些之外，还在于冰天雪地之时，火塘旺盛之际，母亲做热腾腾的豆腐脑儿并打美味的糍粑了。

记忆中母亲做的豆腐脑儿是最好吃的。豆浆是用石磨磨的。豆浆磨好后，母亲支好架子(土家人称为摇架),把白布帕系在架子的四角上，然后将豆浆倒进帕子里，慢慢的过滤。

见母亲左右摇晃摇架，我也急不可待的帮忙摇着。过滤后的豆浆倒进大锅里。烧开后，点上石膏水，过不了多久，豆腐就基本做成了。

我和姐姐早已候在锅台前，母亲一人盛一碗，放上佐料。闻一闻香香的豆腐脑儿，我早也馋涎欲滴。吃着嫩嫩的，滑滑的豆腐脑儿，心里别提多高兴啦！

现在虽然常买、常吃豆腐脑儿，佐料也比母亲做的那时齐全，但总觉得没有母亲做得好吃。

做好了豆腐，母亲便要忙着打糍粑。打糍粑的场地就选在院坝边。把蒸熟的热气腾腾的糯米倒进粑槽里，打糍粑就开始了。

父亲和叔伯们说说笑笑，抡着粑锤一上一下。可别小看打糍粑这活，是力气活。开始不费劲，打到最后，父亲和叔伯们脱掉厚厚的棉衣，穿着汗衫，“吭哟、吭哟”喊着号子，累得直喘粗气。

以致许多年后，父亲打糍粑的声音仍清晰的在我耳边回响。母亲每年都要打很多糍粑，说糍粑是土家人过年和拜年时必备的食物和礼品。吃糍粑的方法有很多种：

最简单的是用火炭烤熟后包白糖；还可以用油炸了再加上佐料回锅炒着吃；比较正式的是把糍粑切成小方块与甜酒(土家人称为“醪糟”)一起煮来吃。不过，我喜欢吃烧烤的糍粑，糯糯的，香香的，脆脆的。

知堂先生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我却觉得在雪满山村的日子，于瓦屋木窗之中，与家人围坐火塘边烤糍粑，足抵任何的奢华与愉悦。

窗外，朔风又起，天气预报说：今晚还将有雪。我想，该回老家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