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那些事

发布 2021-11-04 09:33:28 阅读 9824

作者:郭华。

**:《安徽文学》2023年第11期。

杀年猪与吃“刨汤”

杀年猪的声音在寒冬腊月的山村,应该是最动听的音符了。

杀猪这一行当能作为一门技术而成为“匠”,很多年来我一直不解。但所谓杀猪的刀法问题让我渐渐了解,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这个称号的,毕竟杀猪屁股的匠一定是不会被请来杀猪的。

杀猪匠挽着高高的袖子,系着脏兮兮的围腰,伸出大手,轻轻地抚摸着院坝里的大肥猪,乘其不备,一把紧紧地抓住大肥猪的一只耳朵。大肥猪疼得“嗷”地一声,撒腿就跑。早已静候多时的叔伯们七手八脚,有的拉尾、有的拉脚,几下就把大肥猪摁倒在条凳上了。

“摁住!摁住哦!”大家齐喊。

而杀猪匠不慌不忙,抽出早已磨得雪亮的尖刀,对准猪的喉咙,“噗”地一声,鲜血喷溅。大肥猪使劲地挣扎着,“嗷……嗷……”的声音久久地回旋在村庄的上空,真有点“猪之将死,其声也哀”的味道。不过那时我们只是站在旁边,有些惊惧而又兴奋地观望着、欢呼着。

后来我在读鲁迅先生《药》的时候,便想起了这个场面,发现自己也是当了很多次看客的。

而后,猪将会在杀猪匠的鼓吹中变得庞大起来,吹胀了的猪于是落入滚烫的水中被刨净猪毛。乡民们有一句俗语“死母猪不怕滚水烫”,用以责骂那些不听话的顽固者,我估计就是从这里来的。猪毛以及猪**上的尘垢与滚水混合在一起,便是土家人所谓“刨汤”了。

而土家人便把杀年猪时的请客吃饭,叫做“吃刨汤”。“刨汤”如此肮脏不堪,任谁也是没有勇气吃的,这种叫法应当是乡民们一贯谦虚的语法习惯吧。我就常在母亲的语言中感受过这种乡民们的纯朴和智慧。

请客吃饭时,母亲弄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却不会叫客人吃肉,而是把肉夹进客人的碗中,连称“吃菜吃菜”。如果将萝卜与肉炖在一起时,也往往热情招呼客人“吃萝卜”。

随后的“吃刨汤”,气氛热烈,与其说是吃新鲜的猪肉,还不如说是乡邻的一次聚会。在我们的习俗中,杀年猪是不会独食的,必邀亲朋邻居一起共吃共饮。这有点近乎原始社会的习俗了,所谓“隔山打猎,见者有份。

”土家山寨里,永远有着和谐的氛围。

杀年猪是要祭神祭祖的,那些仪式对我们这些孩童而言,只是觉得猪头被放在祭台上供奉的好玩,全没有一丝庄重和严肃,后来学到“牺牲”一词,才觉着那时的唐突。

年猪一杀,年便近了,新的快乐又将在山村的炊烟中生长。

雪·豆腐脑儿·糍粑。

窗台上滴水观音绿意盎然,全然没有一点枯萎的痕迹,以为又是一个暖冬了。不曾想刚从办公室出来,寒意便袭了来,忍不住打了几个冷颤,知道冬天其实还会来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便看见对面的山上白茫茫的一片了。

下雪了,这个消息迅速在小城里传开了。

我的老家在湘鄂交界的山中,下雪是经常的事。离开多年,对于下雪的记忆仍在每一个冬天发芽。老家的雪大而厚,满山满岭的。

乡民们便开始了一冬的蛰伏。雪地上,狗的梅花印踩过,不久又被雪覆上。对于这种景色的描述,古诗中自是不缺乏佳作的,然而,我还是觉得一首不登大雅之堂的打油诗来得更加贴切:

“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在这样是世界里,除却狗,就只有顽童们快活的在院坝里。

堆雪人,打雪仗,这些事自不必说了。最好玩的还是用杉木皮做滑雪板,在屋前的斜坡上上下下,鞋子衣服湿透了、鼻涕流过“河”而结成壳了也不觉得寒冷。对于我们来说,大雪封山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

除却雪的种种玩法之外,最令人开心的其实还是下雪了就意味着要过年了。

下雪之后,我们的重压自然就卸下来了,儿童的天性才得以无拘的释放,加上随之而来的过年,我们对于下雪,是不能不心怀感激的。

知堂先生在他的《雨天的书》里曾写过冬天下雪的感受:“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闲时之意,尽显笔端。

我想,设若先生到我家乡来,看这满山的雪,该是更觉得愉快了。“青灯耿窗户,设茗听雪落。”融雪煮茶,煮茶听雪,古之文人是深得其味的。

我既无对茶的喜爱,也没有如此的闲情雅致,然而对于雪却是很喜欢的。除了前说的那些之外,还在于冰天雪地之时,火塘旺盛之际,母亲做热腾腾的豆腐脑儿并打美味的糍粑了。

记忆中母亲做的豆腐脑儿是最好吃的。豆浆是用石磨磨的。豆浆磨好后,母亲支好架子(土家人称为摇架),把白布帕系在架子的四角上,然后将豆浆倒进帕子里,慢慢的过滤。

见母亲左右摇晃摇架,我也急不可待的帮忙摇着。过滤后的豆浆倒进大锅里。烧开后,点上石膏水,过不了多久,豆腐就基本做成了。

我和姐姐早已候在锅台前,母亲一人盛一碗,放上佐料。闻一闻香香的豆腐脑儿,我早也馋涎欲滴。吃着嫩嫩的,滑滑的豆腐脑儿,心里别提多高兴啦!

现在虽然常买、常吃豆腐脑儿,佐料也比母亲做的那时齐全,但总觉得没有母亲做得好吃。

做好了豆腐,母亲便要忙着打糍粑。打糍粑的场地就选在院坝边。把蒸熟的热气腾腾的糯米倒进粑槽里,打糍粑就开始了。

父亲和叔伯们说说笑笑,抡着粑锤一上一下。可别小看打糍粑这活,是力气活。开始不费劲,打到最后,父亲和叔伯们脱掉厚厚的棉衣,穿着汗衫,“吭哟、吭哟”喊着号子,累得直喘粗气。

以致许多年后,父亲打糍粑的声音仍清晰的在我耳边回响。母亲每年都要打很多糍粑,说糍粑是土家人过年和拜年时必备的食物和礼品。吃糍粑的方法有很多种:

最简单的是用火炭烤熟后包白糖;还可以用油炸了再加上佐料回锅炒着吃;比较正式的是把糍粑切成小方块与甜酒(土家人称为“醪糟”)一起煮来吃。不过,我喜欢吃烧烤的糍粑,糯糯的,香香的,脆脆的。

知堂先生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我却觉得在雪满山村的日子,于瓦屋木窗之中,与家人围坐火塘边烤糍粑,足抵任何的奢华与愉悦。

窗外,朔风又起,天气预报说:今晚还将有雪。我想,该回老家看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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