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乡下农村，在我很小的时候，总能看见成群成群的麻雀，它们时起时落，叽叽喳喳成天叫个不停，麻雀一向惯偷老农晒在屋顶上的谷子，本地人将它看作是害鸟，经常惨遭捕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的家乡还处于吃大锅饭、生产合作社的末期。那时，全村的人们一起劳作，一起生产，每到农忙的节令，全村所有有劳力的男女都出工“抢公分”，生产队里除了年迈的白叟之外，就剩我们这些半懂不懂的毛孩子。当然我们这些孩子是没有事的，而白叟在家里还有其他安排，比如，晒（收）谷子、烧火、煮饭、带孩子等一些琐屑的事，而我们这些孩子的事情自然就是玩乐了，经常做些大人反感的事。
我家就住在村生产队的旁边，这里有五幢二层楼的空房和一块很大的球场，都是村生产队的，生产队的自然就是集体的了。空房是村生产队的粮仓，全村的口粮都堆放在这里。因此，不论是秋收或是农闲节令，这里成了晒谷子的场地，谷子是村集体的，专门由在家的白叟打理，这也成为这些留守白叟“抢公分”吃饭的分内劳作。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麻雀多如牛毛，这些司空见惯的小动物，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是屡见不鲜，也是不足称道的，过多的是给予鄙视的目光，它们不仅叫声干燥，而且嘴很馋，捕来下菜，10只还不足一盘，人们也就不再去打它们的注意了。
每天天破晓的时候，在睡梦中就能听见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它们经常将我从睡梦中吵醒，它们的这一行为，总让人感到几分腻烦。由于麻雀的巢穴总是安置在屋檐墙缝中，所以在家乡人们管麻雀叫做“平民雀”，按当时的说法它们也应该算是“贫下中农”吧！。
大家都知道，麻雀们都是在屋檐墙缝中做窝的。因此，每家每户的屋檐墙缝便成了它们的栖身之所。但我认为生产队空房的屋檐墙缝里麻雀呆得最多，它们飞出飞进，叫个不停。
它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时而飞到树上，时而飞到屋顶，时而互相追逐、厮打，扭作一团，从半空中落回地面，来个“平沙落雁”式，又厮打着霎时飞向半空，而后飞向远处，很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闹个没完没了，这也算是我生活中最难的记忆片断。
麻雀是一种很机敏的动物，只要稍接近它，便飞向远处。但它也有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存有惯偷的恶习，或者只要遇上好吃的，总是不顾自己的小命。每当午休时分，人稍安静，它们就开始放肆起来，成群成群的在空房上偷谷子充饥，有时就连守场人在也是不放在眼里。
生产队里有个外号叫“老大嘴”的大爷，嗓门很大，他就是专门守谷场的白叟。由于他的声音大而宏亮，生产队长便将这差事交给了他，负责驱逐空房上偷食谷子的麻雀，起初只要他的“喇叭”一吼，五个空房顶及操场上的麻雀便被吓得四处逃窜，看着被惊飞的麻雀，他笑得眼泪往外涌，流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气。然而随着天长日久，麻雀们早已习惯了他的那一套手段，他的“喇叭”逐步失去了作用，不是他亲自到场上吆喝，麻雀们就像装作什么都没听见，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股劲的“明抢”，这下可把“老大嘴”气坏了，他“驱雀”的线路就在屋顶和操场之间彷徨，一天下来，可得走上四五十趟，可把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旁人看他着实劳累，便给他想了个规定，一连给他扎了十几个稻草人，分别放在屋顶的不同角落，用于驱逐麻雀，这个规定起初还有点凑效，但最终还是排不上用场，急得“老大嘴”直跺脚，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可恶的麻雀，该死的麻雀”之类的话语……
那个年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生产队里来了许多知青，男男**，都一起住在用竹篱笆围起的空房里，口音南腔北调，说话像吵架一般。那年头，贫啊！有钱也是经常几个月买不到肉吃，这可把下乡的知青饿坏了，我经常看见几个男知青用不同的方式捕麻雀，有的用簸箕支捕，有的用弹弓，有的还从村民手里借来火药枪，一枪可撩翻二三十只麻雀，眨眼的功夫，就可装满一撮箕麻雀。
我至今还记得，空房门口的空地里堆着很厚很厚的麻雀羽毛，足够两个人背。每当夜幕降临，空房里每天都飘出让**口水的香味，还有不绝于耳的划拳声和尖叫声。这个时候，邻居家的老妇人总是在重复唠叨着一句话：
“吃点麻雀肉也快乐成这样。”在本地人的眼里，吃麻雀肉是最让人瞧不起的。当然，对于这些知青而言，本地人却是另眼对待，因为他们都是外人。
说的也是，人家年纪轻轻，大老远的从城里到这穷山恶水，连鸟都不拉屎的地方接受锻炼，接受教育，与本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想想也真够伟大的。
在这批知青当中，有一个姓李的，叫李德彪，人黑瘦黑瘦的一个，年纪大约30岁，长着一付娃娃脸，经常到我家串门，跟我的爷爷讲他们地方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由于那时候我还小，没有读书，很听不懂汉话，加上他满嘴地方口音，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只算是一个局外人，而我对他的了解，都是从爷爷的嘴里知道的。爷爷告诉我，李德彪家住在一个大森林深处，现在也记不得地名了，仿佛是云南的xxxx个地方，车路不通，常年气候严寒，食物主要以马铃薯为主，问我想不想吃马铃薯，想不想做他的儿子，虽说爷爷是开玩笑的，但在我心里着实有点胆怯。有时候李德彪也附和着对我说，要把我带去做他的儿子，这种时候我会吓得直哭，想想当时的情景，真让人笑话。
随着长时间的交往，我与李德彪再也不觉陌生，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经常逗我开心，见到我就叫我大眼睛（小时候我的眼睛很大），时常与我足迷藏，打石头仗，还教我认字，我至今依稀记得阿拉伯数字“2”字，是他教会的呢，那时的我会写个“2”字，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李德彪是个捕获麻雀的能手，他捕获的方式很多，可以用簸箕、也可以用砖块，枪法有点狠，一枪撩翻二三十只麻雀的就是他。李德彪捕获麻雀挺“专业”，他首先在房顶上扫出一块空地，在空地上撒些谷子，用短棒将簸箕支稳，再用一股麻线拴住短棒的下端，然后远远的拉住麻线的另一头，静候麻雀，等到麻雀进入圈内，迅速将麻线一拉，簸箕就铺天盖地的将麻雀罩住，这种方式捕到的是都是活蹦乱跳的麻雀，一天可捕到七八十只。至于用砖块捕获，效果不抱负，一天最多捕到十余只，并且捕到的多是死的（麻雀在偷食的时候，被设有机关的砖头砸死），为讨得我得欢心，他不用这种方法，我自己打心里也不希望。
他还有一种捕获的方式——“掏鸟窝”，这种方式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的，一般要等到傍晚时分，麻雀归巢以后，而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我经常在他的率领下，游走于屋檐之下掏鸟窝，他借来生产队最长的竹梯，手提电筒，便在做好标记的地方掏起麻雀窝来。为便于操作，我是在房子顶上配合他，我的任务是将他捕获到的麻雀收到鸟笼里，个把小时后，准能逮住满满的一笼麻雀。
对我而言，这是一项很简略的任务，也是很有趣味的活动。
吃麻雀肉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每当吃午饭或晚饭的时候，我就会抬着我专用的那只洋铁碗到李德彪的厨房里与他进餐，菜谱很多，单麻雀肉就有几种，但我喜爱吃用香油炸香的麻雀肉，一口气可吃上十几只。在那个年代，香油是很稀奇的东西，不仅闻着香，而且炒的菜也很香，更不用说麻雀肉了。
李德彪在我们村生产队插队插了8年，已经会讲一口流利的我们本民族的语言，并在村生产队找了一个对象，她是村生产队里最勤、最美的“小芳”，那段日子可把他乐坏了，可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时间如流，眨眼的功夫，8年的时间过去了，李德彪要返乡回老家，带着他可爱的媳妇。告别那天，我哭得像个哑巴，紧紧抓住他的手不放，但究竟挡不住离别的愁苦。
我站在村子头的小山丘上，挥手远送，直到他和他的媳妇的身影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自李德彪走后，一直没有他的音信，直到现在。
说着奇异，李德彪走后的第二年，我们一带的麻雀也霎时消失，再也听不到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人们一开始还不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淡忘了，毕竟人还须生活，太阳依旧正常升起。
我听村上的白叟说，麻雀是被李德彪带走的，那时候白叟说的，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我也就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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